这个《变形记》团队新作，又让人哭瞎了

“你也是媒体人，也应该和我一样有这个感触”，制片人潘瑞芳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说，“回家妈妈会做很多饭菜，也会很唠叨，她很不理解，怎么老是要飞来飞去，要那么晚睡，但我开了一天的会已经很疲惫了，回到家就是想安静的休息，就会很烦躁，所以就觉得这种代际沟通应该要解决，让妈妈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让她安心。”

潘瑞芳的团队十年来一直在做《变形记》，因为24小时跟拍的纪录片拍摄手法，积累了很多纪实经验，“能坚持下来的导演都是特别真实的电视工作者”，潘瑞芳说，《变形记》触及的是教育问题，我们一直在力所能及的提醒家长，你眼中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坏孩子。《妈妈的牵挂》也延续了纪录片拍摄手法，以“孝道”为起点、让大众看到90后正能量的一面，而四位观察员黄国伦、杨紫、孔舒航、大王的介入，又从各个年龄段的角度为代际沟通提出不同的观点，在后半段，四人组成的“拆谎部队”的表演也攻破了主人公的心理防线，大声地说出了对妈妈的心里话。

《妈妈的牵挂》拆谎部队

年轻主人公当中有扮小丑送花的快递员、婚礼策划师、情感沟通师、钢管舞运动员……他们不约而同的对妈妈都是“报喜不报忧”，而团队最初接触他们的时候，只告诉他们是拍一个他们的纪录片，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在棚内的妈妈都一刻不敢落下的看在眼里。

首期主人公周晴从小就喜欢逗旁人开心，作为北漂大军中的一员，他告诉妈妈自己的工作是一名剧场喜剧演员，然而风餐露宿的他实际上是扮小丑给人送花的快递员；刚升级做了“奶爸”的欧博文脾气不好又依赖性很强，为了让儿子独立，妈妈骗他去外地做生意实际租了房子独自居住，失去“靠山”的欧博文只能出来应聘；“这一集看起来妈妈很独立，做事方法也不一样，孩子的点点滴滴她都清楚，她的想法我们是点赞的，现在很多妈妈的牵挂的太厉害，反而让孩子束手束脚，我们希望能呈献给观众更多正面的力量。”

而让团队最头疼的还是如何不被察觉的把主人公引到设定好的“局”中，第一期杨紫就发现每个观察员身上戴的麦都露在外面，还好备受压力的主人公没有发现，这也让团队在下一次拍摄中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准直播，如果主人公发现，节目就进行不下去了，这对整个团队都是真刀真枪上战场一样的考验。”潘瑞芳说。

【对话】

澎湃新闻：《变形记》做了十年，已经成为了金牌节目，为什么会想到另外立项做《妈妈的牵挂》？

潘瑞芳：有一次我去老年公寓做义工，发现很多老人的孩子并不是在国外或者很远的地方，其实住得很近，却并没时间去看望。通过那一次我觉得“老年”的问题也很大，虽然他们嘴上说“还好”，但你能看出他们脸上的失望，“一年多了，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干什么”，老人们其实很盼望孩子的一次电话或者一次深度的沟通。那次以后，我觉得团队也该做做另外一个面。所以我们从去年六月份做完《变形记》之后，就在想这个选题，这个应该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还是要用到《变形记》的手法，就是偏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可能刚开始收视率不会太好，但作为电视媒体人还是要有一些社会承担。做不光是为了收视率，也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快乐大本营》是用另外一种直接爆笑的方法让大家得到快乐，《妈妈的牵挂》可能更多追求的就是一种大的温暖，哪怕你看了节目，有一种冲动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也算是我们小小的成功。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加入观察员？四位观察员看起来个性截然不同，对他们有什么要求？

潘瑞芳：我们的观察员基本上是老中青。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就是他们必须很真实，不做作，有很细心的一面。起初我们想过很多，要不要选择吸粉的咖？后来我们认为这个节目是个追求真实的节目，观察员的个人经历也很重要。

国伦老师之前不是学音乐的，他和他的父亲在他的职业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沟通问题，到了他学音乐的第四年，他父亲就和他说，如果这一年还没有做出来，就要听从家族的意见，但国伦老师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四年里他也吃了很多苦，所以我觉得以国伦老师的经历是足以让年轻人去学习的，而且他很好学，在我们研发节目时，他也会为了这个节目做很多功课。

就像你说的，节目的表象是亲情，但是节目的另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漂在外地的年轻人，90后的创业励志之路。大王也是北漂漂了很多年，之前我们是不知道她的，后来我们也是在范湉湉和她之间选择，我见大王是和她吃了一顿午饭，当时我点得比较多，有一盘蛋炒饭剩下了，她后来临走就问我能不能给她打包回去吃，不要浪费，这一点很打动我，而且她说到那些苦也说“没事啊，年轻人总要经历这个过程”，总之，就是很可爱的性格。

孔舒航其实当时是组合六个人一起见的，虽然他是90后，粉丝量也不高，但我感觉他很有领导能力，孔舒航是公务员家庭出身，他的父母不理解孩子为什么要到韩国去做练习生，他也是为了理想付出了很多。

我们挑的观察员多多少少在梦想这件事情上，是和父母做过斗争的，他们的向上和坚持的精神才是我们最看重的。

澎湃新闻：杨紫其实在四个人中比较不爱讲话，当初是怎么对她进行定位的？

潘瑞芳：杨紫平时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不管是平时生活中还是录影棚里，她是话不多，但是她在录之前就有了一个想法，也和我们导演组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她认为这个节目应该是安安静静的听妈妈说或者陪妈妈看，她不希望（通过）经常打断妈妈而表现自己，虽然看起来她比较没有亮点，但是你看第一集，当妈妈流泪的时候，她会去主动拉住妈妈的手，她其实更会用行动去代替语言去安慰妈妈。其实我觉得杨紫很不错，她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给到妈妈，因为很多艺人都是特别想表现。其实她是做出了一些牺牲的。

澎湃新闻：如何寻找家庭？是先找到的孩子还是妈妈？在家庭的选择上你们又做了哪些取舍？

潘瑞芳：找家庭很难，拍《变形记》基本上以孩子为主，但是这档节目还要有妈妈。2006年做第一期《变形记》时也是很艰难，没有人知道你们的节目也没有人报名。这档节目让我们挺尴尬的是，后半部还有一个“惊喜”的见面。刚开始对孩子说我们是拍他的纪录片，所以我们会先找到孩子，到北上广深找一些创业机构，也会问一些《变形记》中的妈妈，问他们会不会认识这样一些年轻人，我们的标准是这些孩子必须是很热爱他自己的工作，他对自己的生活是积极向上，就像跳钢管舞的那个男孩子，他会认为不管多少人对我的事业存在多少偏见，我都会觉得很美，不容任何人来亵渎，我们能在他身上能感受到热血澎湃，这样的年轻人有魅力让导演组跟拍，如果导演组拍了一天，他满腹牢骚抱怨社会，不管他有多聪明颜值有多高我们都会放弃。取舍当然比例很大，比如在广州前期踩点会找到80多个主人公，但最后只有4到5个人是符合要求的。我们其实也找过一个不错的孩子，但是他妈妈对他的成长却不那么用心，我问妈妈你能回忆下和孩子在一起的甜蜜的点吗？她说不出来；用心的妈妈甚至会每天给孩子写信，记住孩子成长历程中的每一瞬间。所以这里是有双重标准的。

澎湃新闻：将妈妈请入摄影棚内观看“纪录片”，并安排惊喜见面会不会有故意煽情的嫌疑，为什么一定要做那个局？

潘瑞芳：做这个局只想展现两点，首先这些孩子在压力之下他还是能够应付自如，最终这个局是让妈妈了解孩子的能力，让妈妈安心，能够从原来的不支持到支持，哪怕理解一点点，其次在后半段，我们会找到一个切入点，给到主持人和观察员，他们很懂得适当的时候会有一些导入，比如抛出一些妈妈想要知道的话题。

我们无非是想创造一个场合让彼此能够真实的沟通，孩子能够说出自己在这个城市打拼、妈妈不知道的那些感受。而且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对压力的应对真的也让人钦佩。大家的感动流泪其实都是由心而发，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拍摄一天之后也会和我说，看到他们创业，为了事业去打拼，也会激起他们的动力。他们也会觉得对自己是一个心灵的洗涤。

澎湃新闻：其实不光是年轻人，中年人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代际沟通问题。

潘瑞芳：我确实想过，比如在第二季做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在医院、消防局啊工作压力也很大的地方，呈现这样一些人，但是第一季我们还是更倾向年轻人，湖南卫视的目标观众群也是年轻人，这个月还会有一档关于孝道的节目，更多也是聚焦中年人，所以在这些不同的面里，也希望我们各自都做透。

澎湃新闻：会不会几期之后有雷同的感觉？观众对节目形式有了审美疲劳？

潘瑞芳：导演组也这样想过。不过我们拍了十年《变形记》，手法是一样的，但主人公和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做这个节目还是和棚内节目不一样，我们力求根据不同的主人公做不同的设计；我们前期为了取得更多人的共鸣，会选择正在开始打拼的年轻人，在中段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很有主见，生活也过得非常精彩的这类年轻人，实际上用编剧思维来说，人们更向往的是比现实更高一个层次的人的生活，我们也找到了这样一批主人公，这些90后年薪很高，但是也很正能量。

比如我们了解到一个富二代的女孩，她也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在打拼，之前她妈妈给她买了奔驰车，也不希望让她与外界多接触，但她会认为这些都是妈妈给我的，她也很孝顺，“你让我待在国有企业我待着，但是我只要有一点空间，我就会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义工、组织广场舞老太太去参加一些艺术展啊，她现在在深圳艺术展览馆也有她自己的作品。其实和上一代的想法并不一定是两难的选择，也可以很融合，我们也想告诉观众，大众眼中年轻的富二代并不是都是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