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回忆起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如此感慨道。
其实,对于该起事件,本可以避免军事冲突,但由于张少帅的决议,导致本可缓和的中东路事件进一步恶化,战争爆发。
“打得那个惨呐,一整个旅全军覆灭,还有一个姓韩的旅长牺牲,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都没有了。”
张学良提到的那位旅长,便是韩光第。
“以东北一隅之力,对抗俄倾国之师”,中东铁路事件,是少帅领导的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
但在实战过程中,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武器装备差距较大,东北军惨败是必然。
既如此,少帅又为何执意主动挑起战争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年少轻狂的傲气吗?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两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军不放一枪一炮,丢了东北。
二者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少帅为何敢打苏联,却不敢打日本?
中东路事件之少帅被骗张学良刚主政东北,便紧接着发动了一件震撼全国之事。
1929年1月10日,“杨常事变”爆发,杨宇霆和常怀荫在大帅府老虎厅被杀。
我们都知道,杨宇霆虽为奉系元老,但却始终和少帅不对付。张作霖去世后,二人的矛盾更是急剧上升,“杨常事变”的爆发似乎在意料之中。
但其实,关于此事的导火索,还和中东铁路有一段渊源。
当天,杨、常二人求见张学良,并提出:
杨宇霆提议成立东北铁路署办公署,并交由常怀荫督办管理。张学良则认为此事关系外交,尚需从长计议。
不过,少帅的态度当场遭到杨、常二人的极力反对,他们拿出拟定完备的文件,非要强制其签字不可。
这一行为直接惹怒了本就心存杀机的张学良,杨、常的悲剧随之而来。
虽然杨、常被杀,但不得不说,二人的这一提议正是张学良最近所思考的。
老帅去世后,“俄日两大帝国主义”日显嚣张,企图加大渗透力度,少帅感到东北愈发面临更大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选择东北易帜,归附蒋氏。
而其实,张学良之所以敢对苏俄发动战争,还和蒋介石有着莫大关系。
同年5月27日,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默许下,致电张景惠,命其武力搜查苏联驻哈尔滨使馆,逮捕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少帅的这一行为彻底激怒苏方。
三天后,苏联对张学良的决定表示激烈的反对后,便立即开始向中苏边境增派兵力,对东北施压。
起初,张学良判断苏联不会轻易出兵,所以他也展示出极其强硬的态度,并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议。
期间,老蒋还许诺少帅:
“一旦中苏开战,我必然会派兵支援你。”
或许是这句话给张学良吃了个定心丸,再加上中苏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少帅决定放手一搏,一举收回铁路的控制权。
7月初,铁路督办吕荣寰武力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当月17日,苏联决定召回驻华使节等苏籍人员,与中国断绝邦交。
8月17日,中国对苏宣战,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苏联异常猛烈的火力,加之坦克飞机的狂轰滥炸,东北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11月中旬,苏军多次派遣飞机对满洲里进行无差别轰炸,驻此地的东北军司令部、军营、宪兵所、居民区等遭受毁灭性打击,就连日本旅馆都被夷为平地。
如果按照这般战况继续发展下去,东北军大败是迟早的事。
于是,少帅多次向蒋介石发送急电,希望南京方面调遣兵力,增援东北。
但数封电报最后仅仅换来200万元的军费资助和一个李济深,还有“不会再有一械一弹的补充”的回复。
少帅看在眼里,心中暗怒,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
不得不说,老蒋的这一做法属实有些不讲道义。
记得就在7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蒋介石尚还亲自声称:
可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能看到10万援军的影子。
少帅在被老蒋坑惨的同时,东北军也被苏联钢铁洪流践踏得极尽屈辱,少帅不禁开始产生自我怀疑,亦开始怀疑东北军的实力。
1929年12月22日,《中苏伯利会议草约》签订,双方停战,中东铁路事件以东北军的惨败告终。
九一八事变之少帅回应或许,少帅没有料到自己的结拜大哥会言而无信,导致其陷入如此危难的处境。
但其实,张学良敢于对苏发起战争,还要些许其他的缘由。而这一切,还要追溯到20多年前的日俄战争。
那次战争中,日本完胜俄国,将自己在亚洲的地位推向一个新高度。
而据30年代日本的研究资料上显示:
“中国军队,包括东北军,自认为拥有多年内战经验,故而根本看不起没有实战经验的日军。”
但实际上,日本这个富有野心的国家,极其善于经营自己。
且不说其靠着中日甲午战争前推行明治维新,单单是一个日俄战争,它都能逮住机会,提升自身实力。
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一年半的时间,日本新建企业投资额超过甲午战争后十年投资额的两倍。而这些,都为它后期的扩张做足准备。
因此,既然中国军队看不起日本,自然就更看不起败于日本的苏联。中国军队如此,张学良亦是如此。
轻视对手,是少帅此次犯下的一大错误。
在郭松龄反奉战争中,苏联为阻止张作霖从黑龙江调兵遣将,也只是象征性的在边境地区增兵威慑,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反观日军倒是真枪实弹的给予支援,不但出动关东军在新民县袭击郭军,还出动飞机对郭松龄的阵地进行连番轰炸。
日苏的鲜明对比,令少帅误以为苏联不但软弱,还外强中干。
结果中苏一开战,张学良就傻眼了。
这次冲突反倒让日本认识到东北军实力羸弱,或许并没有外界所传如此刚硬,这也促使日军加快了侵占东北的步伐。
但其实到后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逐渐开始改变对日本的看法。
老帅还在时,少帅就有着一批日本朋友,诸如顾问菊池武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更何况,他还亲自访问日本,参观日方军事演习。
张学良逐渐认识到,此时的日本不同往日,军事实力早已大大提高。
出于这一层面,少帅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不想轻易和日军起冲突。
另一方面,当时南京发布的政策,亦是影响少帅做出不同决策的原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便发布所谓的“革命外交”,以强制方法的手段,解决不平等条约关系中的外交问题。
6月15日,蒋介石在《对外宣言》中提出:
既然要重订新约,那么此前的关于铁路、租界的所有权亦应悉数收回,少帅收回中东铁路的决策,便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做出的。
在九一八事变中,少帅采取“不抵抗政策”,命手下“务须万方容息,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但在后来的采访中,张学良却提到:
“自从丢掉东北后,全国人民男女老少全都骂我,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
这一点,从冯玉祥所著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便可得知:
由此看来,张学良作为“不抵抗政策”的实施者,着实是把老蒋的政策贯彻到底了。而他“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亦是属实扣实。
纵观两次事件,少帅的自圆其说其实,在少帅决定对苏开战后,一向支持他的东北元老张作相就曾提出反对:
“如果这场战争输了,东北会成为历史罪人,中国会面临灭顶之灾。”
但东北军中一些自诩“俄国通”的将领则表示:
“苏联目前深陷大饥荒的危难境地,人民反对情绪高涨,加之欧美各国的打压,苏维埃正遭受巨大冲击。”
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亦补充道:
“苏联内部空虚,边防不堪一击,一旦开战,必定土崩瓦解。”
但实际上,这群所谓的“俄国通”,就是一群与红色苏维埃政权处于对立面的亲白俄官僚,对苏联的情况并不了解,甚至还传出过“苏联就是穷党天下”的笑话。
可惜少帅还是轻信了这群人的话,误以为苏联就是外强中干,并不敢真正出兵。
当时的少帅初步接手东北,只想着尽快打出一场立威之战,进而树立威望,稳定自己在东北的地位。
一方面,东北军和苏联关系差,这在老帅那一辈就有目共睹,或许双方早就想“切磋”一下。
另一方面,打赢苏联,符合老蒋的“外交政策”,还可以收回中东铁路,为东北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怎么看,都没有坏处。既如此,那就打!可这一打,便正中蒋介石下怀。
此时东北易帜刚过不久,虽然张学良名义上归附蒋介石,但老蒋生性多疑,多少对东北军这支势力心存忌惮。
要知道,尤其是在老帅张作霖在位时,奉军就有着“东北虎”的称号。
而在当时,东北军的装备甚至超过南京的中央军,是唯一一支拥有陆海空三位一体的军队。
对此,杨永泰便站出来,为老蒋献上一计:“和他谈谈外交”。
这个他,指的正是张学良。
杨永泰的意思,即挑唆张学良搅动外交事端,进而削弱东北军,使其陷入苏俄攻打的危难境地,到头来,只得牢牢归附于南京政府。
所以在前期,老蒋才会一门心思地怂恿张学良,让其“放心去打,我给你兜底”。
少帅毕竟还是年轻,那次径直将自己推向火坑。
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吸取上次被老蒋坑骗的教训,结合对东北军的综合考量,果断选择不抵抗: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少帅欲保存自身实力。
另一个重要原因,和中东路事件差不多,少帅对日军意图的判断再次出错。他认为当时日军只不过是在东北小打小闹,最多制造一些摩擦以攫取利益。
孰不知,此次关东军挑起事端,正是是处心积虑,谋划已久的狼子野心罢了。
此外,诸如少帅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东北军内部矛盾尖锐、南京方面的压力等,都是少帅需要考虑的因素。
但不管怎样,这些都不应该是其不放一枪一炮,将我国领土拱手让出的理由。
这是晚年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由此看出,张学良对于自己当年采取“不抵抗”政策,依然是耿耿于怀。
乃至于后来他发动西安事变,试图挽回自己当年犯下的过错。
反过头来,张学良如果当时选择奋勇抵抗,也许改变不了东北沦陷的事实,但最起码不会置全国于如此险境,东北也不会几乎全境陷入敌手。
结语东北地处我国边境大地,是中国的北大门,也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列强谋求利益的首选地之一。
不论是透过中东铁路事件,还是去看九一八事件,少帅都没能在关键时刻挑起他作为“东北王”的责任和重担。
他的一再误判与推脱,也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位成熟的中国将领在民族大义面前应有的那份果敢与睿智。
更多的是他考虑保存自身实力和应对南京方面压力,以及在国人面前“自圆其说”的“小聪明”。
或许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他有自己的苦衷;还或许在西安事变中,他也曾做出过挽救。
但历史已然尘封,又能任谁道出个黑白?功绩不会抹掉,但耻辱亦不应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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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