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政学会的活动

政学会为1916年国会内党派之一,参众两院以外无会員,各省区无支会，会員自由进退,不填願书,不繳会費,其核心組织取干事制,不設总理或总裁，与一般政党組织有所不同。其种种决策，种种活动，一以国会任务或与其任务有关涉者为准。在两院中所占議席較其他党派多一些，从而在政治上起了一定作用。老友李根源曾写《我与政学会》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侧重个人与集团的关系，于政学会具体活动略焉不詳。余为政学会干事之一,又始終参預其間,回忆梗概,补史料之不及,亦余应尽之責也。

1913年4月国会开幕，当时两院党派形势，大体上是两党对立。进步党代表官僚軍閥旧的势力，在众議院占微弱多数。国民党代表革命和比較新的力量，在参議院占絕对多数。第三党如民宪党,仅仅发起而未成立。无党无派的也很少。袁世凯痛恨国会不利于己，始而拉，继而摧残，終以暴力非法解散。其时鳥尽弓藏的进步党分子，多依附北洋政权謀出路。国民党人多亡命海外,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組织欧事研究会的，有在上海創办中华新报或泰东图书局的。后来政学会的骨干，多渊源于欧事研究会与中华新报。肇庆軍务院的实际行动，亦多为政学会人担任。在反对袁世凯政治斗争中,就成患难生死之交，又有志同道合之感，政团基础，略具于是。袁死黎继，国会重开，原国民党国会議员，除横遭杀害及病故者外，几全出席。当时为联络旧日同志而成立最早的,为石駙馬大街之益友社，主持人为张继、吳景濂、王正廷等。本想团结一致，尝因意見不合发生吵閙，与会者多引为苦悶，遂謀另树旗帜，計有馬君武、邹鲁、馮自由、謝持等所粗织之丙辰俱乐部，彭允师、刘彦等所组织之政余俱乐部，孙洪伊(孙等原系进步党，以反洪宪出力，国民党人引为同志)、蕭晋荣、謝远涵、彭介石等所组织之民治社。尙有其他民党团体及不願再参加民党组织者,較民二时期为多,記不清了。

政学会适于1916年11月成立，其簡短宣言，推张耀曾起草，主要内容，一承国民党精神，特別注重发揚民主与厉行法治，唯民主可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可納庶政于軌物。政学会活动八年,殆以此为指南也。假順治門大街江西会館开成立会，到会者逾三百人(其中有若干是来看看风色的)，除貴州外，各省区議員都有加入的。由谷鍾秀主席,通过会章、宣言，投票选出干事十三人,以得票数較多者李根源、张耀會、谷鍾秀、欧阳振声、韓玉辰、文群、楊永泰、金兆棪、李肇甫、郭椿森、李述膺、张魯泉、周之翰当选。热心加入而又願意担任联絡的人,忆有徐傅霖、雷焕猷、陈祖烈、秦錫圭、楊擇、王源汉、章兆鸿、陈鸿鈞、陈国璽、王侃,潘大道、陈子斌、李自芳、李英銓、沈智夫、刘治洲、王有兰、高家驥、高仲和、駱继汉、蒋举清、梁士模、孙光庭、程瑩度、鍾才宏、殷汝驪、丁文瑩、郑际平、刘楚湘、朱騰芳、孙鏡淸、饒芙裳、张大义、文登瀛、符鼎升、車林桑都布等其中坚也。会址設西单捨飯寺胡同,干事会議推李根源、张耀會、谷鍾秀为会議主持人。下設各組,由会员自行填认,大致与两院各委員会所担任之职别相同,互推組长,主持各組事宜。另設通訊組，每月向西南各省通訊一次，介紹中央各方面政治动态，并交换意見。其宣传机构,有上海中华新报,設法租界二洋桥,由徐傅霖、吳稚暉、臭应图、老談等主之。北京中华新报設线胡同,由李逃膺、韓玉辰、高仲和、张季鸞等主之。其会外人士如章士剑、鈕永建、章太炎、丁佛言，会中人多与往还，共商国事。以上政学会之形成及其粗织輪廓,大略如是。其政治活动,分三期述之如下。

(一)南北統一时期

1.参与政权:

由于肇庆軍务院代表西南坚持恢复民元約法与民二国会，黎元洪乃得依法继任总統,段祺瑞乃得出任内閣总理，形势所迫，就一为急。而統一之具体表現，在于南北共同管理国政。况黎元洪別无政治資本,当然假西南以自重，于是提出唐紹仪长外交，孙洪伊长内务,张耀曾长司法,谷鍾秀长农商,李根源为陝西省长。段不願意，而事势不得不从。孙属民治社。张、谷、李属政学会。唐为上海中华新报創始人,南方反袁陣容尤得唐的支持，出长外交，加重段閣分量，与南北統一是有利的。

这些人之人閣理政,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非同个人进退。因此,政学会不等于在野党派,故随时随事遭到責难张會由昆明北上，同行唐继虞利用政府大员免于检查行李之通例，夹带大批烟土,被上海海关查获。张声明事不与謀，而政敌报刊借题影射，致张未上台即受打击。日本青木中将在沪为反袁派与西南通消息頗尽力，聘为总统府顾問。日本矿业巨头久原房之助对我們反袁运动在经济上有所支持。青木代人原要求与中国合办湖南水口山錫矿,湘人士閉之大韡。彭允彝等纷纷在国会提出质問,閙得谷意气然。

当时民党中流行一种风气，如有人过問政权,即认为不命，即为背叛民党。当两院通过段国务员时，张、谷得票之亲信官僚許世英的票数为少，宪法二讀会直規定議員不文武官吏,并将“国务員不在此限”之但书刪去,不啻意味着会以外特殊势力执掌国政。这些說明政学会由于有人做了閣吏受到内外夹攻,其处境是十分苦恼的。但对重大政治問題，一定决策，不肯随声附和。

2.力主府院协調:

黎、段不肯称臣洪宪，罪涉叛逆，西南不出兵，袁不致愤懣死,则二人生命难保,何論政治前途;旣脫虎口,重握政柄,論情应該共济艰难,而事实不然。西南提出惩办帝制禍首，連及倪嗣冲等，黎主严办,段主轻办,甚至不办。黎提唐紹仪为外长,段恐其夺总理位置,阳从命而阴反对。迨唐北上抵天津，黎派余速驾，并致旅费外币贰千元(时国内币制混乱)。唐有意就职，而段系与研究会人合力攻击,段之喉舌《公言报》尤加丑詆，致唐未入都門一步，即废然返沪。

鄂督王占元兼长民政,不洽輿情,鄂人請黎另置省长,段祖王，不同意。人謂当一国元首不能过問乡政，其是泥菩薩不起作用。哈汉章故回籍,謀督甘肃,黎征段意,段以哈阿附亲贵，素不直其人拒之。段欲用吳光新督湘,而黎不許可。西南各省要求增队，补助款项，府交院办,而段与小徐多方为难,有意压帅。山东大洲率健儿从居正反袁有功,要求編成正规軍，府交院办，而段再三人翻段刚愎指臭是匪党，不許改編。湯化龙、林长民素亲黎，黎倚为謀士。袁刚死,黄群街梁启超命先到北京見段祺瑞,表示原进步党梁、湯諸人願助中央謀統一,段乐引为同气。同时黎左右春藕斋人孙武、哈汉章、金永炎、黎澍(假春藕斋办公，有呼为府中四凶者)旦夕进言，詬化龙等如何附段。黎乃漸远湯,給林长民公府秘书,嘱其不必到公。从此研究系人日益亲段而疏黎，加重府院裂痕。

湖北辛亥革命党人遭袁暴政多亡命,黄陂复位，义当安存，而府中窄狭,院部又不卖賬,鄂政操之王督,王恨民党,防制极严,若干同志无法立足安身,因对黎有怨言。黎恶段专横,益感有位无权之苦。孙洪伊早投靠馮国璋,为謀选副总統，揚言联馮制段，甫就任内务总长,提出何成溶为京师警察总监，何与哈汉章、金永炎为日本士官同学,又为鄂人，府方完全支持，而段以吳炳湘保卫京师治安有成績,不能易人,孙、段不相能自此始。孙恃馮为奥援,在国务会議上每每抗声击刺，段、徐为之侧目。孙表面亲黎,并引益友社吳景濂,禇輔成等以为之助。春藕斋人各謀出路,苦为院方扼制,因之恨段、徐入骨，乃与孙、吳等内外結合，包围居仁堂(总統办公处),黎受其欺而不之觉，府院糾葛以是加甚。

丁佛言任公府秘书长,一日語余曰:“决与歪鼻子(段鼻不正故云)较量一番。”余曰:“君之力不足以制敌而僨国事，奈何?”丁曰:“試試看。”徐树錚每挾院中公文請总統批閱盖印,由府秘书长陪同閱看,此是創例,致院件有时留中或不盖印。府院之間盖不待对德奥絕交宣战案之争执，而已短兵相接矣。

政学会成立时，黎、段恶或已深,然其决策力主府院调和,会中除谷、张及余随时向黎陈說外,如鍾才宏、文群、李肇甫，郭椿森等屡屡奔走其间，而不能解其症結。段以固結北洋派独霸政权为共职志,借統一之名图并吞西南,自然結纳研究系而与政学会絕緣。黎不甘为傀儡,尝云,“昔受項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統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黎处北洋重围之中,图拉攏西南以自卫，而政学会曦员多与西南息息相通，联西南,必须联政学会，此为事势之不容犹豫者。詎黎誤中孙、吳等假虞伐號之計，不納政学会府院合力以謀統一之策，早自陷于孤立。

余兼任公府秘书，常与黎左右爭論府院关系，孙武、哈汉章尝拍案駡段、徐。余曰:“曹操不是駡得死的。”彼等疑余为段說合，卒不見听。当时西南各省为爭取时間稳定局势,极不願府院破裂，遽由政爭引起南北再战。黎与其左右不能放寬一步，失計甚矣。尅实言之，府院之爭原于政見出入与人事安排不当。段至专横，黎性固执。黎不私一兵,形同座上之客。段走袁老路，欲威制天下，尤为大势所不許。而研究、民治、益友諸首脑挟其党徒,交接府院近侍士臣,朋比浸潤,訐短飾非,致府院齟齬，儼同敌国，国事烏得不坏。政学会人軟弱无力,忧谗畏譏,斡旋不成,反遭嫌嫉,院方疑为党黎，府中疑为助段，两面不討好，差幸不會推波助瀾耳。有人謂丁佛言为小孙派,其时丁无党派，丁利用黎反段亦反馮，与小孙所图异趣。又有人謂黎主起用陈宦,段弗从,以致不和,此非事实。黎深恶陈劝袁称帝,陈由成都狠狽退滞汉口，有人为陈緩頰，請黎予以电，黎不肯。后彼此同寓津，少过从，足证黎不袒陈。

3.反对北洋派人为副总統:

黎黄陂继任元首，依大总统选举法应补选副总統，由参众两院租织选举会，两院議員为选举人。其时党派林立,对副总統候补人选看法各不相同。黄陂就位，电約上海各方面派代表北上，由唐貂仪召集在老靶子路唐宅开会，公推张继、王正廷、李书城、谷鍾秀、范源濂、韓玉辰即日首途。过南京,馮国璋邀之入城,其左右张调辰等殷勤招待。馮表示:“君等人都以后,如需要我相助者，当尽力为之。”研究会人籍忠寅时在宁,談馮反袁经过，显示其对大局有功。津浦車上，馮派专員照料。余与谷鍾秀便觉察到馬二将軍志不在小。政学会是以扶助新兴势力、裁制北洋軍閥为其活动中心的,初主张推段祺瑞为候选人，意在拿其位而削其权。消息甫出，段默然,其党羽坚决反对。馮若当选，挟其东南地位，与段内外呼应,还是北洋天下。段、馮較袁差距几何,故政学会始終不属意馮。会商多次,黄兴、岑春煊难得多数通过，最后决定投陆荣廷的票。陆护国有功,具政治实力,且与政学会亲西南抑北洋之政治目的相合。陆得票虽不滿二百，唯示政学会对政治負責尔。

民治社孙洪伊、盆友社吳景濂、研究会湯化龙、討論会夏同龢等及无所属議員,均傾向南京,孙、吳图抬馮倒段,湯、夏等借捞政治资本,馮乃以多数票当选为副总統，加重其政治分量，不惟无损于段,并使北洋派的气焰更加嚣张。黄陂曾云:“馮某当了副总統,我随时可以交代。”盖自知其地位之危，赵孟得而貴賤之矣。传說孙与馮約,倒段后支持孙傾内閣，事无佐证，不足信也。

4.主张地方制度訂入宪法:

民二天坛宪法草案仓卒杀靑，未議及省制問题。民五开宪法审議会(由两院議員組成,其出席与議决人数較大会减弱),应否加入地方制度及其内容何似,成为各党派争論之中心，或然或否，旗鼓相当。依程序应先确定地方制度是否人宪，政学会主张列为专章,丙辰俱乐部、征友社、民治社的主张大致相同。其反对加入宪法，主张另以法律規定的,以湯化龙、林长民、王家襄、蓝公武、蒲殿俊、梁善济等之宪法研究会为代表,江天鐸、孙潤宇、夏同稣、克希克图、烏澤声等之宪法討喻会及若干无党派的議員也是反对加入的。

入宪派的論点大略为:(1)由于历史上封建君主之集权专制，形成内重外轻之势，以致袁世凯敢于帝制自为，千载积习应予斜正。(2)各省区軍人跋卮坐大貪婪虐民，应以宪法申张民权保障法治。(3)国体号共和,内外应取平衡，平衡之道，除国权章分列地方权力外，应以省之地位载入国宪。(4)中国大一統之基石在省，与各国一般行政区划不同，省是国家行政单位，又是較高較大的自治区城,应以国法承认其特殊体制。(5)省轄境广闊,在具体規画及措施上应付以某些自由展布之权，与国家不唯无损而且有益。

反对入宪派的論点大略为:(1)省制訂入宪法，中央控制力弱,不啻为割据者张目。(2)腹地边区情况不同，不应硬性規定，一律看待。(3)宪法修改程序极繁，变动不易，其势不能屡屡厘正,易使国法成为具文。(4)用通常立法程序制定，可以随时改正或补充。(5)訂入宪法后倘遇疆吏横加破坏，其宪法尊严如何維护。

双方所举理由甚多，涉及郡县分布,州路沿革,瀋鎭利弊,督撫得失，分权集权之轻重,两級三級之虚实,向心离心之强弱，乃至省宪自治，联邦邦联，比附拨引,葳蕤堂皇。这一場踰战,各党派全力以赴，赞成者图久大，反对者重現实，大都从国家利害着眼。院外多次协商，相持不下,经过审議会两个多月长时间的贊成反对相同发言,甲乙酬送，宾主分明。最后湯化龙亲自出馬，力駁入宪論者之非,并列举理由,以示自宗之极成。此为湯有国会以来第一次正式发言,声色激昂,頗聳听聞。秘书长张东蓀,研究会人而同情入宪验者，检发表，提前交审議长呼韓某发言。余适在休息室，同人促之,乃登台先就湯說一一駁倒,再詳申自己論点,立破予夺之间，力求如实如理,并劝反对者不宜狃于近习，忽于远略，会場頗形活跃。当通过討論終局,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贊成加入地方制度一章,其内容条款容待继续协商，数月手执，破题儿告一段落。会后张东蓀笑謂余曰:“济武(湯号)詞鋒凌厉,惟君足以抵当，恕擅改发言名次。”

此外如算孔，如国会委员会，如解散众議院等問题,政学会自有主张。大体上关于宪法重要内容,原隶国民党者見解比較一致，都从地方分权的民权主义出发。原进步党議員,也大略一致,都从中央集权的国权主义出发。政学会人数較多，陣容略整齐尔。

5.贊成对德奥絕交:

1914年欧战起，中国政府应該团結全国力量扶同英美早日参战,收回山东失地,提高国际地位,这样日本或不至提出二十一条。迨日軍占傾胶州湾,揚言取之德，非取之中国，并抗議中国不守中立,袁政府默然受之,且“欣然承諾”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亡国条約。日本假青島为根据地,逐步扩张，剩刃吾国腹心，是可忍,孰不可忍。政学会是力主参战的。日俄战爭始終是在中国領土和領海上进行的，中国方面所受损害最大，而朴茲茅斯和会，中国竟无发言权,志士椎心，引为国耻。今天如不对德奥絕交宣战，站在协約国方面,則将来胶州湾領土如何收回?国际上陷于孤立,甘受日本宰割,前途何堪設想。弱国无外交,焉有万全之策,权衡利害轻重，主动参战乃是唯一出路。其反对絕交参战最有力的理由:日参战非其人;日参战是为打内战;日德奥必胜;曰中国跟着协約国失敗，割地賠款，太不合算;曰中国是弱国,不应卷人旋满,中立下去少担风险。商业中人亦有以德商重然諾，其产品耐使用，頔怀好吸,反对絕交宣战。黄陂在武昌讲戎政，多聘德籍教官,會亲赴德国考察軍事，意多推重。

其时德势猖獗，胜敗尙不可知，府中以是游移莫决。孙洪伊、吳景濂之徒高唱反調,結納春藕斋人，輪流出入居仁堂，假总税声势为彼輩张目,意在否决此案,以倒段閣,泄私忿，非为国家謀也。馬君武、黄攻素俱学于德,反对参战最力。馬曰:“中国还没有一条很好的馬路，談得上对外宣战嗎?”黃則日乘德使館汽車到处发传单，鼓动同人投反对票。参院同事八十八岁的高仲和老友最近告余曰:“当时某星期六晚,国民党議員林森、王正廷等假西安飯店宴請两院同人,席間痛斥德潜艇袭击公海上商船之不人道,旋举杯高呼‘人道万岁’。詎星期一国会开会，曾呼人道万岁之林、王等,霓相反地发出反对参战的言論。我(高)至今不得其解云。”

研究会、討論会拥段最力,是贊成参战的。段祺瑞下决心搞参战，还有一段因緣。当时美国駐华大使蓝辛密告段日:“奉总統威尔逊指示，中国如实行参战，美政府将无条件借给中国銀币三亿元,作为建設钢铁厂之用。此事不得外传,尤其不得合日本知道。”段以告知张耀會、谷鍾秀,政学会少数人知之，当然希望美国相助，减轻日本压力。

对德奥絕交案旣由两院通过，宣战案已由全体国务员面靖总統盖印,咨达国会,本可順利解决,其所以僵持之故:(1)段系傅良佐等仿民二年軍警威逼国会选出总統故事，組织所謂“公民請颖团”、“五族請願团”“北京市民請願团”等約三千人包围众議院,追合通过参战案，直接干涉国会行动，引起議員們和輿論的极端不滿。(2)段、徐(树錚)一手造成之督軍团擅集北京,公然决議解散国会，訾議宪草,改组总統府，惩办四凶，并以逼宫形式，由孟恩远等督军、都統、省长等三十余人签名盖章,直送居仁堂,威胁黄陂执行。这样，国会与总统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且使主张参战者立言失据,反对者更振振有辞。(3)研究会人无力贯彻宪法主张,在政治上亦不得意,更原于刘崇佑与刘成禺等議場互毆，积怨已深，湯化龙与其骨干分子,恰于斯时辞議員职，助长軍閥气焰，实有意拆国会之台，启外侮之漸,“毁法造法”之机伏于此矣。(4)黄陂断然拒絕督軍团干宪乱紀的要求，有人問强藩乱政如何发落，黄陂答曰:“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一时與論称之为九字总統。

基于以上四因，两院一致要求改組内閣;在内閣未改組以前，参战案不予討論,实逼处此。政府旣无权解散国会，国会亦无权改造内閣。依宪政通例,唯有段祺瑞負疚引退。况由于督軍团、公民团等违法乱紀,张耀會、谷鍾秀、伍廷芳、程壁光、范源相继辞职，以明責任，仅剩总理一人，已不能举責任内閣之实，独脚戏唱不下去了。而段旣不辞又不走(先曾去天津,不三日又回京視事),有意与公府和国会为难。于是民治、盆友諸首傾再四慫恿黄陂免段祺瑞总理职,另提人选。政学会人认为是险着，會向黄陂再三进言，要慎重考虑。盖当时段利用督軍团以把持政权，督軍团利用段以巩固地盘，内外胶固,相济为奸。段如被免职,其党必鼓噪,藩将联盟,以劫中朝，盖事势所必至。必先有不乱把握,乃能除段,这是一个严重問题,詎可卤莽。而黄陂竟于5月23日下令免,提李经着为继任总理，事先政学会人不知道，其他党派亦不知道，与其說“宸衷独断”,无宁說計出左右。

6.反对拒虎迎狼引起复辟;.当督軍团揚言“清君侧”,捉四凶,孙武、哈汉章、金永炎、丁佛言相率离府，由夏寿康代理府秘书长。黄陂心腹饒汉祥,以前曾附和洪宪劝黎受武义亲王之嫌,早避居天津,迨四凶远颺,乃回京暗中主持。夏短于才，多从饒計。饒与李经羲并为袁之参政院同事,又同寓津門,时相过从。段曾提李为财政总长，李未就职。饒想出奇策以急黎难。李素热中名利,一拍即合,慨然以收拾时局之未来閣揆自任,不附任何条件。黄陂是相信老官僚的,以为李是李鸿章之侄，做过云贵总督,民二冬任袁之政治会議議长,为嵩山四友之一,李籍合肥，与皖系軍人有些关系，幻想以淮系老辈虚声压住北洋实力，遂有免段任李之断然处置。此在黄陂政治生活中是一件惊人大事。

距翌日倪嗣冲通电与北京股离关系,四天之内,东三省、河南、山东相继独立，并在天津設軍务参謀处,以雷震春为处长,图以“兵諫”威胁黃陂,这是常识預料得到的。国会于5月27日通过李为国务总理。29日，夏寿康赴津促李入都就职。李乃主先請张勛出任調停,理由是以张制段,并为李閣保鏢。夏据以复命,“主座极表同情”(夏卅一致李电語)。6月1日,黎調张勛进京,合日“……安徽督軍张勛,功高望重,公誠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此合。”黄陂另以私人名义电张速駕,有:“当此危疑震憾之交，必有排难解粉之策。……执事之功,民国之福”等语。国务院亦密电张勛,着速来京，以备諮詢云。余力持不可，謂徐州多次尝議,图謀复辟，路人皆知，今引狠入室，万使不得。夏曰:“李仲老(经羲号仲軒)确有压服北洋派办法，张紹軒(助字)对仲老很恭顺,引为后盾,以合肥制合肥,有何不可。明合已下,此著可能有效。”当晚政学会开紧急会議,一致认为黄陂无力收拾时局，唯有通电申討叛逆，并請副总統馮国璋代行大总統职权，急流勇退,釜底抽薪，使督軍团与段系之目的落空，复辟阴謀不至实現。当推由谷、孙、韓分别向黄陂陈說利害。黃陂似有引退之意,而饒、夏正与李经羲、张助往返电商，希望借复辟党的力量轉危为安。

最近夏寿康之子夏惠常出示其父当时从5月30日至6月5日先后致李经羲五个电报及谷鍾秀6月3日致夏信，一并录后，以明眞相。

电一天津黄緯路李总理鈞鉴:悔密。接豫鲁电,时势征岌，非速筹解决之方难救目前之危。昨夜面聆訓示，由紹軒督軍出任調停之旨,陈諸主座极表同情。窃思各方所要求者三事:一为改正宪法，此条設法疏通,可期圓滿之結果。一为免职命令,此条准之約法，征之先例，本不违法。能否以手续有錯解释之，希公酌办。至秘书厅不应发电一节,康代秘书长,无所逃罪,是非可不計也。悬速达前途,早定計划,以全大局,不胜祷祝之至。寿康叩。卅。

电二天津黄緯路李总理鈞鉴:悔密。本日主座致徐州张督年賡电,内有当此危疑震撼之交,必有排难解紛之策。惟念事情复杂，恐非文电所能暢宣。倘承移駕津門与仲軒总理愼密筹商,并即联袂来京立图解决,执事之功,民国之福,等語。又由院发密电，令张勋着速来京,以备諮詢,等因,特此奉聞。寿康叩。卅一。

电三天津黄路李总理鈞鉴:悔密。聞倪嗣冲預备四列車开赴京师，第一列車已出发,明晨即到天津。望公速即設法阻止，勿使首都震动,愈难收拾。此間王总长已电定武劝阻，尙恐緩不济急也。并盼速复。夏寿康叩。冬。

电四天津河北李公祠李总理鈞鉴:悔密。接交通部报告，张貂軒督軍准阳日由徐首途北上，相从約千余人等語。貂帅办法是否确定，近日与总理当已接洽，务悬在津筹商妥贴，免致另生枝节,并恳屈驾一同来京，始终尽瘁,以救国难。大局安危，在此一行，无任瞻望拜祷之至。寿康叩。歌。

电五天津河北黄緯路李总理鈞鉴,近日各省来电,多以任用非人责难元首。伏念元首爱民忧国，修日乾乾，慈厚仁明,中外共信。汉祥等追随左右,历有数年，进不能陈献昌营，退不能宜揚德意，坐视神州分裂,纲紀全頹,負乘致寇,罪无可逭。揆諸主暴臣死之訓,敢怀临难苟免之心,伏乞电致各省,听候制裁,但得重都太平，定当束身司败。飮泪陈詞，无任迫切。饒汉祥、瞿瀛,夏寿康叩，东。

谷致夏函仲膺先生执事;昨謁极峰,关于此次祸变解决方法，有取消极主义，宁願让睹副座之表示。此等情节，乃正誼为暴力所降服,聞之令人酸鼻。但极峰旣有此等决心，其时期不可待彼方提出条件,更不可俟张紹軒晋京之后，盖前者于元首体面有損，后者恐加入复辟,文章往不可收拾。此时惟有速颁明合,痛陈叛将之跋扈,必至誤国,終叙一己德薄能鮮不足以感格,只有退避,依法請副总統继任。明令一下,馮副座即可在南京执行大总统职务，彼輩之目的一空,或可稍紓急禍。但此項明合，若非旦夕颁布，恐即后时。鍾秀已为彼辈所衔,除陈明外,即拟赴津就医。辱承极峰知爱,不得不作最后之陈言。盖如此結果，极峰虽退，犹能遏彼輩之他种阴谋也。言尽于此,泪竭声嘶,敢請秘密轉陈。谷鍾秀启。三日。

其实李志不在内閣，而在幕后促成复辟。张助代表督軍团讲話,李自然附和其說。饒是洪宪派，拥袁頗力。夏是君宪派，又为大典筹备处委員，均不喜欢民主政治。从这些事例和以上电函足以证实当日一幕“宣统复辟”滑稽剧,設計者是段祺瑞、徐树和督軍团，导演者是张助、康有为等，而为之布置舞台作东道主者則是黎元洪与饒汉祥、夏寿康也。

张勋要求带卫队入京,府可其請，限额二千人，特許南苑为駐地。6月6、7、8日津浦路上运京的辩子兵由二千而四千而六千,源源不断,府中人惶惑不安。8日下午6时,余入公府，住在流水晋的黄陂亲信秘书瞿瀛执余手而泣曰:“辩子兵蜂拥而至，禍在旦夕。”余挽入秘书厅与夏切商(我始終未見饒面)，仍持政学会主张:黄陂即刻引退，越拖越糟糕。夏、瞿推余进言，余虽很少到公，今急国难，义也,遂挺身而出,与黄陂坐談居仁堂外廊下。大意謂:“段不从命,党段者粉紛独立,集矢元首,組閣絕望。总統无力平乱，政权又无所附托。张勛部下麝集都門,人心惶惶，公府早已陷于孤立。今日引退，已嫌其迟，但除請馮国璋代行职权外，又无其他收拾办法。总统暫退东厂胡同(黎住宅),徐覌时变,让段、馮、张、李之問互相爭夺,攪成一团。北洋派必不能統一,将来或有东山再起之日。此刻洁身远引,可告无罪于天下。”黄陂聞之色变,继以茶杯重置几上曰:“我死守居仁堂,决不退让。你們是段祺瑞派来运动我下台的。”余起而謝曰:“我是代表政学会,并与仲膺(夏号)、幹岑(瞿号)商定后来进最后忠言的。死守居仁堂，为国家留一分元气，亦大好事。明日行矣，願总統珍重。”退以告夏、瞿,相对唏嘘。

适公府卫队旅旅长蕭安国来,蕭黄岡人,留德习陆軍,缺带兵经验,余問“所部如何?万一张勛有变，黎鬍子(黄陂)亲自指揮，君胜任否?”夏、瞿俱注視蕭。蕭犹豫曰:“看看办。”余知其无能为也。出新华門无限感慨,馳吿谷鍾秀,轉致同人早自为計。連夜收拾行李,翌早奉老及妻子南归松滋。住十数日,心不安,返汉口,径赴长清里訪孙武。武曰:“頃得京汉路长途电話,张助今早(7月1日)已在北京复辟。”

事后知悉张助8日到津与李经羲、雷震春等商謀,以新政寄于国会,国会毁,則国体隳,議員散,則黎某孤,复辟可无阻矣。于是要求先解散国会,然后人都。李为张声援，坚持其說，其实与督軍团是一鼻孔出气的。府中处此,至为狼狽,由于左右不信任議会政治，黄陂又专从个人利害着眼，经过三,四天的考虑，最后决定牺牲国会,保全总統,竟于6月12日戏剧式地任命步軍統領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赫然副署大总統非法解散国会令。一时舆論还称黄陂为九字总統,不过把第七字連同上文讀，打一問号，即,“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語涉轻薄,却也道破了黄陂的思想深处,是个人第一，国家第二。

张助于6月14日抵京,从容布置逆謀,督軍团还叫嚣免段合为非法,所謂李总理者怎敢入都。直至7月1日为止,此十七、八天内，黄陂与其左右引为得計,照常办公。被解散的国会議长吳景濂、議員禇輔成等,手持认为反段最出力的数十議員名单,請求予以月薪二百元的公府諮議,黃陂允予考虑。吳等退后,黄陂謂在座的某华侨曰:“可惜你不是新聞記者,否則将是一件好新也。”

6月30日,江西会館演剧欢迎张助，张未終剧而退，直入紫禁城去。翌日,即所謂“宣九五月十三日”,有“上酴”云,“黎元洪奏請奉还国政，着封一等公，以彰殊典。”原总统府卫队官兵多受“皇帝”犒賞,不听蕭安国指揮,蕭旋失踪。复辟党梁鼎芬劝黎离开居仁堂。黎曰:“現在是民国,这里是总统府，我是民国总统，当然住在这里。”梁語塞，悻悻而去。梁、黎于清末在武昌分任文武职，很熟识,有人謂是师生关系，非也。饒汉样見形势急迫，劝黄陂出走。黄陂曰:“走哪里去?”公府日文秘书刘鍾秀往返东交民巷数次，最后同一日本人入居仁堂,挟黄陂逃入日本使館,并以印量交丁槐輾轉選交馮国璋(时津浦路不通)。另据蒋作宾告余曰:“是日上午滿街都是辫子兵，恐黎鬍子有危险,我用陆軍部汽車(蔣为陆軍部次长)送他入日本使館，出新华門时，見辩子兵蜂拥入南海。”蔣故胆小，或一同入使館界也。

(二)西南护法时期

张勛带兵入京之日,政学会人預料必将复辟,决議所有会員分别行动,注重团結西南川演黔湘号桂各省的政治軍事力量,以与北京对抗。嗣段祺瑞借口张勋复辟,法統已断,自封“再造共和”，不惜毁法造法，自此南北統一陷于絕境。政学会人是主张民主和法治的,与段派势不两立,且与西南声气相通，安能坐視。

1.稳定西南局势:

段祺瑞掌握北洋派的实力,专横跋扈，是袁世凯暴政的继续。全国反袁力量当然重新团結起来,以反袁者反段,这是形势所必然的。广东陈炳焜,广西譚浩明,于6月20日宣布两广自主。中山先生于7月17日率海軍南下。云南唐继尧于8月11日通电护法。政学会、谷友社、丙辰俱乐部及其他团体的国会議員随之赴粤,于8月25日在广州假广东省議会成立非常国会。旋于8月30日議决組织中华民国軍政府，次日选举中山先生为軍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副元帅。这样有組织有陌导地形成了与北京政权相抗衡的对峙局面。

段祺瑞决定以武力消灭西南,先后分六路进犯:(1)先从四川下手，7月24日任周道刚暫代四川督軍,出全力监视和压制熊克武所属川东的革命队伍。8月6日任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令率大軍人川，以四川为根据，进犯淇黔。(2)免譚延間职,派傅良佐为湖南督軍,并派王汝賢师、范国璋师随傅入湘,鎭压湖南革命势力,进占衡阳、宝庆。(3)11月8日派龙济光为两广巡閱使,次年1月龙由琼崖犯高雷、两阳(高州、雷州、阳春、阳江)，直占开平。(4)由于譚浩明率湘粤桂联軍北伐，驅逐傅良佐克复长沙、岳阳,段乃派曹錕为总司令，率张敬尧、吳佩孚等全力攻湘，又进占长沙直至衡阳，另派馮玉祥进占常德。(5)4月，派吳鸿昌为攻粤总司令，率丁效兰等师由赣南越大庾岭进占南雄。(6)5月，派童保暄、臧致平組织閩浙联軍进占潮汕，并勾結潮梅鎭守使莫擎宇举叛旗。

由于北洋派在軍事上以压倒优势猖狂南犯，整个西南形势一时至不安稳。政学会人与其他南下致力护法的同志們出全力抵击，李根源被推为駐粵滇軍总司令，調和主客軍关系，加强战斗力量，协同粤桂軍先后收复高雷,歼灭龙部,回师北指,收复南雄,并逐吳丁三万之众于大庾岭以北。金兆棪随呂公望說服童师停兵向义，东江以安。鈕永建同李书城、金永炎助陆荣廷、譚浩明組织湘粤桂联軍，鈕的名义是联軍总参謀长，长驅北进，收复长岳(后来又失掉)。郭椿森、楊永泰、徐傅霖等支持广东莫荣新,巩固护法根据地。李肇甫、李为伦、程瑩度、熊成章等帮助四川熊克武、但懋辛分掌軍民政权，形成川局重心。张耀會、张大义、刘梦澤、孙光庭等策应并协助云南充实护法力量。韓玉辰奔走长沙、重庆之間,与楊爱棠和辛亥同志多人,策动荆州鎭守使石星川、旅长朱兆雄、团长胡廷佐宣布独立。并由胡廷翼持黎元洪密函促襄阳鎭守使黎天才起义，共同组织湖北靖国軍,推黎为总司令,石为副司令,进攻宜昌,响应护法。枣阳王安瀾、豫西王天纵亦率部南向,汇合成为长江上游的一股革命力量,牵制了北軍南征的右翼活动,又阻击了吳光新由川撤退轉而南犯之敌,并使鄂督王占元顾虑内患,不敢附和段派用兵西南。李述膺、张季鸞等支持于右任、胡景翼在陕北独立，关中震动。鍾才宏、欧阳振声等往来郴永衡阳間,使南北前线主将赵恒惕与吳佩孚携手联欢。湖南的譚延闀与馮玉祥等二十五人联名通电弭兵,遂使湘南前线沉寂。安福系武力統一的狂妄計划,殆不可能实现矣。同时广州非常国会人数增多,已改成为正式国会,并继续完成宪法起草工作,护法旗帜分外分明。1918年5月，国会通过軍政府改組案,并选出总裁七人,充实骨干,正为护法陣容加强一些力量。这样,整个西南和軍政府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形势,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当然是归功于各方面的努力,政学会人起了一些細胞作用罢了。

2.贊成南北議和:

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国务院,段祺瑞即出任内閣总理。袁如不死,段必然继续与西南为敌。迨袁死黎继，段迫于内外压力，只得暂息干戈;但不期年,而組织督軍团,鼓动张助复辟，毁弃約法，成立安福国会。段是袁世凯第二,一心把持北洋軍，投靠日本,假参战名义借款购械以打内战。段會劝章士釗不要南下当炮灰，并吿参曦院議长王家襄日:“我三个月内炮毁广州，君勿往。”盖视西南不足一击。段派和安福系趾高气揚，到底是不願和的。政学会干部于1918年秋間，先后在广州滇軍办事处开了两次会議,詳細分析当时形势，一致认为西南被迫自卫,树护法之帜,抒爱国之忱，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在軍事上敌强我弱，而且弱得厉害;但北洋派已经不是一个坚强的整体，过去一年来各路南侵之敌，屡屡失敗,并非实力不足,而是内部矛盾重重，和战之争极不一致。安福系卖国肥私,黷武穷兵,尤为大失人心。馮国璋不甘做段和小徐的傀儡。南京李純、武昌王占元、南昌陈光远都属直系軍閥,不願为安福系拼命。曹錕是直系头目,其部将吳佩孚又雄踞前线,举足轻重。这样,分化和孤立敌人,就成为当时政学会对付安福系不可缺少的策略。皖系要战,直系要和;安福系要战,徐世昌要和;巴黎在和,駐京使团也喊和，全国人民苦于兵祸，更是要和不要战。我們为爭国际地位，不要再打内战,更应从速和。北洋系内部显分和战两派，而主和派的地盘又恰恰与护法区域接連一气。西南假如不利用敌方矛盾“联直倒皖”的話，只有两途:(1)竭全力北伐，首先与直系交鋒;(2)不战不和,关門搞联省自治。这就要看看西南内部形势如何?

桂系陆荣廷,志在久占广东,以补广西之不足。陆与馮国璋为盟兄弟，早有默契,又与南京李純有往还,直系是願意承认其“两广王”的地位的,北伐二字在陆是梦想不到的。况由岳州前线敗退的桂軍,包括陆裕光师，三五成群，一直潰散到桂林、永州、黄沙河一带，才收容下来。这样的部队如何能作北伐骨干?有人說陆想副总統,不是事实。唐继尧想囊括四川,至少与熊克武平分春色,“西南王”絕无問鼎中原志气。黔之刘显世、王文华想兼并川东，吃一服补剂,但必須与演軍合謀乃可做到。澥黔是穷省,过去多靠他省协济,蔡松坡已去世,李印泉在外,云南实少政治干材，如何谈得上北伐?四川熊克武、但懋辛核心力，先天不足，展布不开，全川軍系复杂,黔客軍更难应付，自顾不暇，那有余力下荆州出祁山。湘省主客軍十余万，供給頻繁，民力不堪。譚延閽以下各級将領,都对衡阳吳佩孚有好威,一旦打起来，胜算很少把握。此外，閩南陈炯明部,陕西于右任部,鄂西唐克明、黎天才部，都是力量单薄,餉械缺乏，只能起牵制作用。广东有粤軍，有桂軍,有滇軍,有海軍，有旧巡防营，疑忌猜嫌,互相排挤,現状且不稳定,焉能对北統一作战。

根据以上分析,北伐旣不可能,而川滇之間,川黔之間,川淇黔之間,粤桂之間,桂湘之間，以及主客軍新旧軍之間，儼然乱絲一团,不可以理，又如何搞联省自治。会議的結論，唯有促成南北和曦,赢得时間,赢得輿論,或能暂与天下休息。政学会人明知和議为苟且太平之务，而实逼处此,又将奈何?于是谷鍾秀、张耀會、文群等与直系馮国璋、李純、陈光远多所联系,对安福系施加压力,反对内战。一面联合各界人士，组织和平期成会，并成立和平通信社,从各方面倡导和平,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战。

安福系无法抵抗,只好派出代表敷衍場面,骨子里还在做武力統一之迷梦而未醒也。其代表为北方各派系拼凑而成，安福系分子吳鼎昌分量特重,实具左右操纵之力。在北方新上台的徐世昌，为增长身价与其职权,是願和的。李純想再抬馮出山,对和議特別热心卖力。在南方中山派认为和議如成,陆荣廷久占广东,与革命是不利的，但在形势上不便出头反对。胡汉民之参加和会，也是应酬局面。南方总代表唐紹仪的資地分量，較北方总代表朱启鈐为优。唐是总裁之一，素不与軍府合作，对西南各省亦少能照呼应，声言和会是和談国家重大問題,不是为西南各省算油盐柴米帐的。岑春煊拥虚名而无实权，不肯“过难过的日子”,也是願和的。西南各省当局，从实际利害出发,可以和，可以不和，滿足公私要求,就言归于好，否則自由行动,不受任何控制,也是合算的。

南方代表团与北方代表团同样是一盘杂烩,圆桌共談,而各有企图。其时汪精卫唱政治势力不灭論,以为安福系具有实力,即应与之周旋,可以解决問题,孙段联合,于焉兆端。这样就形成了南方主和派与北方主和派同步满,南方主战派与北方主战派同步调，同床异梦，表面和,里子不和。和会之无结果,自非偶然。

南方代表中属籍政学会的有郭椿森、彭允彝、李述膺。章士剑、刘光烈虽无所属,而实党于政学会者。政学会对和会計图先立乎其大者,前后提出五条、十三条和八条,其中心内容,专在重惩安福系,揭露其卖国营私敗坏法紀之种种罪行,以与国人共同申討,如追查附件,惩办禍首,废除中日密約,不許动用参战借款，取消民六黎元洪解散国会令等等。明知安福系不易接受而断然提出者，太半由于正义与良心所驅使，非如論者所云“軍閥政客为了自私而作的派系斗争”,或云“对唱高調”也。

南北双方代表于5月辞职后,北方于8月推出王揖唐直接上馬,軍政府坚决反对,南方代表拒与見面。当王抵沪之当晚，南京路及其他店鋪門首,多貼有“耻与卖国代表相見”大字标語,迫使王仓皇狠狽，不敢越哈同花园一步。而策动布置这一反王場面者,为上海各界联合会、和平通信社与泰东图书局赵南公也。

和会活动不到三个月以瘫痪聞,却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坚决不承认巴黎和会所拟山东条款，严电中国代表拒絕在分赃和約上签字，为中华民国保持主权和算严。第二件，响应五四运动，不与卖国代表会面,并主严惩訂立中日密約者,为中华民族发揚了几分正气。有人評“护法之役只是南北軍閥混战”或評“安福系、政学会为一丘之貉”,如此估計,似欠平实。就上海和議一事而論,其双方所持条目与态势，已觉大有軒輊。以曲直論,曲在北而不在南:以是非論,是在南而不在北。有詆为“丑剧”、为“出卖西南革命据地”者,則全属虚构之詞,不足作史料观也。安福系旣倒,王揖唐逃日本,徐世昌有和意,岑春煊也想結束,岑徐之間,岑李(純)之間，确有文电往还接洽,而大势零落，无能为力矣。

3.坚持国会内部的团结:

政学会人絕大多数参加广州非常国会，設俱乐部于南关五十号，和石行会館。前者由韓玉辰、陈鸿鈞、熊成章主持,后者由刘治洲、徐兰墅、裴廷藩主持。其所持态度,认为国会一再被非法蹂躪，同人他经忧患,义应和衷共济,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倒安福系,恢复法就。以往国会内派系之争,宜从省略。

1918年秋,两院报到者已过半数,正式继续举行第二届常会。政学会人一致投票选林森为参議院議长，选褚輔成为众議院副議长,并补选宪法起草委員会委員,由委員长湯漪召集开会多次，以补天坛草案之不足。国会初期空气尙称和諧,由于下列情况,内部漸漸恶化:(1)政学会議員不少参加西南軍事、財政、司法及其他行政工作，不免招人責难。(2)陆荣廷把持粤政多失人心，政学会分子楊永泰谋取广东省长,亦为积怨之尤。(3)吳景濂、褚輔成、郭同及小孙派利用唐继虞为引线,鼓动唐继尧与軍府立异,謀推翻軍政府。(4)国会門户不严,南来者一律容受,其中有为安福系供奔走之反間分子,混入褚寓或小孙派内,遇事生风,是非就更多了。(5)逾期而被解职者,两院計有三百二十五人,新递补的議員很多(在安福系控制省区大部分不能实行递补),不少是初上政治舞台，易受蒙蔽，易被人利用。(6)南北对垒,軍事第一，国会应当配合作战,而議員中激过者流，动以国会至上,凌厉一切。吳景濂等利用多数,通过軍政府改組案,及不信任主席总裁岑春煊案，一心向破裂方面做去。(7)岑春向国会辞职,决計引退,而西南各省联电挽留,并嘱請林葆懌、莫荣新不許放行。

基于以上情况,国会与軍府及西南地方政权逐步地形成对立。而吳、禇等見軍府倒不了,竟挾持一部分議員跑到昆明，不为唐继尧所欢迎,外传郭同往返昆明广州間,称唐欢迎国会和軍府移昆明办公，其实唐无此諾言。吳、禇等不得已轉而赴川，而川中当局又不接待,至于经历险阻，仓皇四散。同时挑拨駐粤演軍，演出二李(李根源、李烈鈞)之爭,虽流血不多，大丧元气。伍廷芳自由提走关税存款一百八十余万,致軍府与国会不能存活,同气相煎，多方破坏护法局面。而政学会始終不渝,支持国会活动,推孙光庭代理議长,維持留粤同人照常开会,直至陈炯明回师广州，乃珍重道别而散。后来著政党史或著宪法史者，硬說政学会以不出席阻止宪法会議之成立云云,似与事实不合。

1918年广州国会过半数的会議,自选举林、褚为正副議长始。是年冬季南北正式停战,旋举行上海和議,議員多离开广州，参加上海和会代表及疏附奔走的若干人，入川帮助熊、但工作的若干人,经常駐漳州帮助陈炯明的若干人,担任联直倒皖工作、往来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的若干人，支持陝西靖国軍和鄂西靖国軍的若干人,担任西南各省实际工作的各若干人,以及因病或其他事故不能出席者又若干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在广州国会秘书处报到登記过的,都是广州国会議員,因此爭取过半数出席已不容易,何况宪法会議須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那就更不可能了。宪法审議会是开过几次的,藐焉如余,始終其事,实无法回忆某年某月某日开过宪法会議。上海和議破裂,主要在于恢复国会問题,这一不能让步的第一条款，是政学会人坚持提出的。著者謂因制宪与和会不相容，故政学会加以破坏云云，庸距知国会具能在广州凑足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数，制出一部宪法，政学会人正延頸以待，既一新中外观听，又加重南方代表发言力量,这是何等好事。惜哉以号召始，以瓦解終,狐埋之而狐猾之,于他人何尤。若課議員諸君以政治責任感不够，意怏相残,自取复败,我辈惟有俯首慚恧以謝。若更課政学会人对重点活动太放松,对政諜阴謀太寬容,則我輩更当輸服而心折也。坐视后两年直系軍閥加一矢于徐世昌，使国会为第二次之恢复,虽倡議者别有怀抱,而国会护法諸子聞之汗顏矣。

4.对孙中山先生的态度:

中华革命党人无論已，一般政治史者輒指政学会人不支持大元帅府,勾結吳景濂等提出改組軍政府案,設七总裁,排挤中山,拥岑春煊主持軍府,攫取西南实权云云。政学会人从不置辯,今为明正史实,且談大略。政学会会員尽出之同盟会与国民党,原受中山領导，会内沒有一个进步党分子，因不願按手模、不願絕对服从而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这是事实。中山严明党紀,宜也。但大敌当前,士各有志。党袁最力如梁启超、湯化龙辈,且許其倒戈向仇，协同作战,何况癸丑同气。欧事研究会隐推黄兴为中心，自成統系,形式上不与中华革命党閙对立,实际上是分道揚鏢的。筹安会起,唐紹仪、谷鍾秀、徐傅霖,欧阳振声等組织上海中华新报，联格旧日同志,分别担任经理、、主笔、外勤、发行等工作，声气所或，在国内建立了反袁陣容的基地,也声援了欧事研究会人的一切活动。孙洪伊反洪宪的許多文章,刘成禺的《洪宪紀事詩》,中华新报以有利于討袁代为刊布。同时中华革命党在，与中华新报彼此支持，人呼之为民党兄弟报。两报共用一份路透消息，共向一个目标前进。云南首义护国,发展到全国响应，欧事研究会人与中华新报人都出了一分力量，这与中山当时的革命精神固无出入。肇庆軍务院的建立，仿佛一盘杂烩，由岑春煊代撫軍长,較为适宜,政学会人与岑发生政治关系自此始。中山在日本遙領陈其美、居正、田桐、卢师諦、韓恢等人的反袁活动,自成格局，与西南实相呼应。居正树义山东,丁惟汾在沪奔走,中华新报人量力相助,后因吳大洲編制問題,政学会人曾向府院力爭，也是想在山东保存一分革命力量。与胡汉民、汪精卫尤多往还,无話不談。政学会人固主张参战者,因段祺瑞假暴力干涉国会，劫制元首，断然与段决裂,随中山南下,开府广州,志在护法,而最要紧的是团結。当时陆荣廷盘据两粤,唐继尧握固滇黔,非政学会人所能左右，有常识者知之。陆唐不肯与中山合作，这一笔眼怎能挂在政学会头上。中华革命党人当时在广州士敏土厂无法展开陣势，而北京政敌六路征調,出全力进攻革命根据地,广州已陷四面楚歌之中。政学会人随中山也尽了一点微薄力量，挽回局势。而大元帅府的容量与其结构,应随时势推移而有变革,揆之实际，确有必要。离粤退沪,是中山自己决定的。岑春煊未赴粤前,會与中山面談一次，得其諒解而后南行。改組后的軍政府，如財政陈錦涛，外交伍廷芳,内政赵藩,軍务李烈鈞,皆非政学会人。楊永泰靠桂系作官,純系个人活动。如果說楊与政学会有关系，仅仅是南关五十号每月二百毫洋的开支，是楊負担的(每月要打几次电話而后取得)。陈炯明与政学会人多旧誼,广东高等审判厅长徐傅霖与陈尤密切,尝向莫荣新、郭椿森勾通情感予以支助。吳铁城在香港办《光报》每每称岑春煊日岑贼，而上海与广州的中华新报和西南通信社會无一字詆毁中山。至于西南有实力者,岂惟不听中山指揮,岑春煊亦深感主座其名，傀儡其实。岑是经大家呼吁,不得已而南下的，尝日:“护法是应該办的,个人参加是不願意的。”岑曾屡电陆荣廷来广州决策一切,而陆不应，后由岑亲往梧州江輪上与陆晤談，只落得一江风月，不得要領而返。某日,岑約陆之亲信馬济午餐，馬当面承諾。岑备清真酒席,陪宾齐集,至午后3时而主客仍未到，亦不聞来一电話，众意不快。岑終席未出一言,其处境之苦，甚于中山。广东盐运使为李茂之,造币厂长为政，称为弊端百出的大小釐厂(税局)及搜刮民财的县吏,政学会人不曾沾染分毫。此外，私贩盐、米、鸦片烟借以发护法財者大有人在，政学会员未之与聞。所謂取实权者究何所指?北洋派若皖若直，同是破坏民主与法治的,同为政治死敌。联直不甚高明,联皖亦非得計。政学会联直倒皖,花了三十万毫洋,費了多少人奔走之力，终于使国内第一种恶势力安福系一敗塗地。

中华革命党联段祺瑞,从而联张(作霖)联卢(永祥),費了許多周折,特別是汪精卫跑路最多,結果仅使陈炯明获得若干接济，赶走了为害广东的桂系。张作霖一次赠送了汪精卫八十万小洋，其他殆一无所得。許世英代表段多次南下,說了許多好話,本来相約孙、段聚首北平,共决国是,而段已先人席,拒远客于都門之外，足見皖直臭肉同味。利用其矛盾为革命服务則可,引为盟友,必大上其当。誰說是张作霖不同意,段这捷足先登耶。

(三)第二次法統恢复时期

陈炯明回粤,中华革命党人壁垒森严,且放下护法不谈。政学会人于1921年春周在上海开会，一致认为护法失败，国会已不存在，政学会组织无所附丽,逐决議解散,在上海中华新报刊登启事，正式結束了它的政治活动。经过一年，由于直系軍閥企图拥曹錕上台,巧借恢复約法名义,利用黎元洪作桥梁，达到直系独霸政权之实，以此因緣，权且称为第二次法統恢复时期。其恢复也,非关西南号召之力,非由議員奋斗所致，而是由于孙传芳从宜昌发出一个通电,吳佩孚从洛阳給北京总统府一个电話,遂使“徐总統走天津,代議士入都門”。取舍由人不由己，較民五場面有逊色矣。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宣布下野。当日由曹吳通电請黎元洪复位，王承斌、吳毓麟面黄陂劝驾,黄陂不允。王、吳再三悬求,黄陂乃发出魚电,先由各省自动废除巡閱使、督軍等职,然后入京，明明是压迫曹吳,更新視听。魚电为饒汉祥与公府秘书刘远驹夜草成,中多刺激武人之詞。曹吳不滿,然又別无善策,仍由王吳一日三次,糾經黎宅,并謂魚电所示，到京再議。陈宧素通安福系，力阻黄陂不要上当,以窘曹吳。而黄陂犹豫不决,吳毓麟連夜与饒汉祥訂金兰交,請其匡助。黄陂最后徇其所請。政学会人之在津者,与其他派系同人,共同議决通电由国会自行集会。黄陂11日人京,从者百余,其卫队由天津察警厅长楊以德派出。黄陂的老师薩鎭冰到丰台迎接，黄陂連呼老师，不敢当。第二次复位的总統到京,假东厂胡同办公。

1922年6月13日,由大总统明令宣布,取消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16日参众两院咨达大总统,声明8月1日继续开会，继续第一届第二次常会。政学会组织既已解散,旧雨重逢，为道义結合，政治上少拘束力,中铁匠胡同俱乐部亦只交换意見，不作决議，行动上大体从同,不强求一律。其主要活动不外三端，

1.坚持先制宪法后举总統:

政学会一向是号召民主与法治的。約法立国已途十载，几经变乱，而約法算严深系人心,凡有违逆;俱遭惩处。但其内容不完不备,当今之急,唯一大事,莫过于竭全力完成制宪工作,各党派亦多同感。黄陂視事后,斤斤于此,除面告两院議长請其积极准备，并决定专拨制宪经费以为激励。其秘书长饒汉祥在北海宴請各派議員約四十人,席間由饒恳切說明黄陂心願,是朝布宪典,晚息津門,为促成宪法而来,为公布宪法而去,进退之間,別无所求,希望大家努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在座議員聞之,深受感动。若順利进行，两三个月便可杀青。其中有内外障碍,使宪法会議迟迟不前。

内部障碍,第一为“民六”、“民八”之爭。議員徐淸和、梅宝璣等百余人主张恢复民八国会，即民国八年出席广州国会之議員应出席北京国会是也。此为民八正統之說,孙中山、孙洪伊通电支援。另外留京而未南下参加护法之民六議員陈銘鑑等二百零九人致电中山,云民八只能称为护法,不能称为适法，既云取消民六国会解散合,即为继续民六国会,当以民六出席者为断。双方相持不下,以致民八議員包围众議院,毆打議长,闖入議場,阻开宪法审議会,扰攘兼旬,无法解决。延至9月底，乃以政治討論会位置民八議員告一結束。

第二个内部障碍,为参議院議长之爭。国会第二期常会期滿,参議院第一班三分之一議員依法退职,其新选議員递补以后，依法应重新选出正副議长。时楊永泰与王家襄爭选議长，投票两次,楊王得票俱不滿全員过半数,相持月余,至于武力冲突。以是参院終第三期无議长,始终以各派推出之行政委员会执行会务。这样,宪法会議正式开議已到1922年年底，外部障碍又来了。因第一届大总统任期将滿,曹党迫不及待,要先选举总统,后制宪法，从此政治問题压倒制宪日程。政学会人一致反对,由韓玉辰提出“先制宪法后举总統”之議，从法統理論和事实利害两方面說明应先完成宪·法,以謀国家之統一,再根据宪法选出宪法上第一届总统，其理至公，其事甚順,其势可久。最后并警告，如有人敢越軌行事,不期年将自食其禍云。議員多向韓握手,表示贊同。此議后被书肆选入中学国文讀本,足征深得人心之甚。而曹党不顾，认为先宪后选，夜长梦多,黄陂可能竞选,将更不好应付。吳佩孚洛阳练兵，日夜想威加海内,1923年2月要挾政府任命沈鸿英督粤及孙传芳督閩，就是妄图武力統一的明证。一旦宪法实施，如何用兵?且依宪法規定,省制省法,省务院委員定由民选,大与曹吳天下不便。北洋派不要国法,历袁、段、馮、徐乃至曹、吳一无例外。借恢复法統以争个人位置，非为宪法也。于是决定第一步先挤掉不受指揮的张紹會内閣,第二步逼迫黎元洪下台,第三步收买議員完成大选。张紹會的内閣,为凭空起楼台,是不敢与直系为难的。

1923年5月24日,黄陂批准国会制宪经費。内长高凌霨、交长吳毓麟借口責任問題,要挾内閣总辞职,张紹會被迫提辞呈，走天津。黄陂一再派人赴津挽留。最后张对韓玉辰說:“依我的看法，不但我不能干,黄陂也干不下去,怎么办?”韓辞出,张又追回再談，总是搔首叹气，最后說:“我对不住总統。”张盖深悉曹党图謀，不敢撄其鋒尔。政学会全力制宪之計,至此殆成梦幻泡影。

2.力助黄陂抵击强暴

张閣辞职前数日,駐南苑和其他京畿軍队,以张之江为首，率領軍官二三十人入居仁堂,称为全軍代表,向大总統索餉。黃陂站在他們中間,指示軍餉由財政部、陆軍部掌管,大总統不直接負責，你們可向国务院申請。张等无詞而退。名为索餉，实际是逼宫的前奏。

张紹曾辞职不回,提出继任总理,是大总統的职权。曹党属意高凌霨。黄陂与高本旧识(清末高为湖北提学使)，以其党曹不願提。另外如顏惠庆、王宠惠、顾維鈞(并无周树模、孙宝畸、褚輔成之拟議),黄陂會分別征求,都以要看曹吳颜色,不敢尝試。曹党认为黄陂提不出組閣人选,只要再一逼即可下台,于是做出軍警罢崗罢卫的蠢事，陷首都于无政府状态。6月9日天未明，饒汉祥来电話,請余速到北海(饒住处)商要事。正漱洗,車来,司机告余，全市警察罢崗，公府卫队撤走,不知何事，余沿途所见果然。饒告以罢崗罢卫，是与霸子(黎)为难,如何对付?余曰:“民六张勋复辟，公府有一旅之众，而鬍子不能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一走使館了事,眞对不住国民。此次事变，义应坚持到底,使眞是非大白天下，非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职責。”饒以为然。余訪吳大头(景濂),問曹党目的何在?吳佯为不知,称牙痛。其夫人素爽朗,识大体，搀言曰:“他昨夜深才由吳总长家回。他們欺負黎总統，看将来有好結果呢。”吳俯首无一言。余訪章士釗吿以故,章憤极,謂:“我少到东交民巷,可商王儒堂(正廷)向使团便告事变眞相。”余趋铁獅子胡同以吿王,王手持一碗牛奶,相对一刻許，不吭一声。余出，王送之門外,握手点头,始終如哑吧,盖恐得罪曹大帅,有妨前途也。到东厂胡同，見公府諸同事意气甚盛。旋衔黄陂命偕众院同事楊生吾赴奉天,与李景林看张作霖,在老虎厅交黄陂函，說明来意。张即召孙烈臣、臭俊陞及文武官吏开紧急会議,請余报告逼宫经过，群情愤激。作霖大声曰:“咱們要通电反对。”由于安福系曲同丰从中挑拨,致电未发出,然以是見东北民气之劲。翌日返京复命，黄破曰:“叫天下人知道眞是其非就行了。”

政学会人多往来黎宅，日夕談論。李根源、刘治州、刘楚湘等并招待格釋不断的来客。院内有大井，可代自来水;有洋烛，可代电灯。曹党截断水电,亦不妨事。电話早已不通,也用不着了。东厂胡同一带,挤滿了被雁来的乞丐数百人,詐称公民,手执各色紙旗，上写“黎元洪回天津”、“黎元洪退位”、“无能的总統应該下台”“改造政局”等等,其是咄咄怪事。

大总統府侍从武官长蔭昌入見总統,低声叹息曰:“不成事体，不成事体。”来慰問黄陂的,以原国民党人为最多,都是义憤埙膺，指逼宫为下流。程艳秋入見，表情激切异常。黃陂以是坚住东厂胡同,不稍挠屈。曹党揚言要揍李根源、饒汉祥。12日王怀庆辞京畿卫戍司令职,表示对治安不負責任。

12日深夜,饒汉祥、李根源、金永炎、韓玉辰、瞿瀛商定,为国家树大义，明正是非，应由大总統明令公布，分別区处。其起稿、画行、副署、繕正、盖印,約两小时完成，交由公府秘书欧阳德三送印铸局①。公府大小印十五顆封好，由瞿瀛随同黄陂如夫人黎本危存放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其明令内容为:准张紹會辞总理职;除李根源外,准张閣全体閣員辞职;派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派金永炎署陆軍总长;裁撤巡閲使、巡閱副使、陆軍检閱使、督軍、督理，所属軍队归陆軍部直接管轄。最后并下申討令曰:“此次京师乱起,显有发纵指使之人,本大总統委曲求全，胁迫愈急,毁法乱政，罪恶昭彰,举国人民,当同义憤,扶危定乱，願与天下共图之。”这是黄陂表示要与北洋派恶势力廝杀到底。彭允彝属政学会，以共胆却,经不起风浪,連日避不見面,故未参加李閣。

13日上午,金永炎以陆軍部名义,要专車赴天津,曹党知黎将离京,东厂胡同“乞丐公民团”閙得更凶,竟干涉来客进出。天津某报記者熊少豪(并非公府秘书)立門外不得入，余嘱在外客室稍待,有好新聞。午飯后,黄陂与随行人員从容赴前門登車,顏惠庆、顾維鈞、王宠惠俱来送行。黃陂云:“請你們組閣,你們都不干,是你們要我走的。”顏等聞之色赧。还有湯薌銘、李欽赶来，車已开动。一辆花車坐七人,計大总統黎元洪,署陆軍总长金永炎，参曦院議员兼总统府秘书韓玉辰,总統府美籍顾問辛博森，新聞記者熊少豪,卫侍武官唐仲寅及另一卫侍武官某(鄂籍,与唐仲寅同学,記不清姓名)，另一辆車为卫士們所坐。黃陂威疲乏，少談話。余与金永炎回忆鬍子去年6月11日入京,从者百余,隔了一年零两天，随同鬍子回津者六人,除外籍顾問,实只五人尔。

車抵北仓,不开,詢之,云王省长(承斌)专車要来了。余嘱熊少豪注意笔記。少頃,王承斌与天津警察厅长楊以德上車,对总統傲不为礼,点头对坐。王問:“总統何往?”黄陂云:“回天津。”王問:“总統旣行,公府印璽交何人?”黄陂云:“你管不着。”王云:“高吳两总长有电話来,不見印重,要我問个着落。”黄陂云:“我在天津閑住,无心間政治，去年今日,是你同吳毓麟再三請我去的。現在又逼我走,你又来拦截我,成何事体。”王威胁說:“我受国务院命合,如果总統不交印，是不能放行的。”黄陂大声說:“你們这样蛮橫，与临城土匪何异?”(临城劫車案是前不久的事)。这时候，已经将我們花車的火車头卸下，前后挂上王楊带来装滿軍警的車厢六七辆,把前后包围起来。金永炎說:“你們請总統入京,現在被你們逼得不能行使职权,退住天津,让你們去干,还要为难嗎?”王嗔目問:“你是誰?”金說:“我是陆軍总长。”楊以德問:“总統把印璽放在哪里?”黄陂云:“交我的姨太太管住。”楊問:“总統姨太太現在哪里?”黄陂云:“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至此,王指揮将車开到天津新站。

車行甚慢,入站,火車头卸走，前后車上軍警及原調新站的軍队，以密集队形将我們二辆专車团团围住,共有七层,上刺刀实弹，如临大敌。王說向北京国务院报告，要取回印璽,总統才能回家。王下車,留楊监視。外传黄陂拔枪自杀,实无其事。外籍顾問辛博森自由下車,无人阻止。唐仲寅站車門外,下面軍官大声喊車内任何人不許下車,車外任何人不許上車。

5时許王来,說得北京电話,印璽确在法国医院，总統的姨太太表示非有总統亲笔指示,不能交出,請亲书一信专人送京。王以紙笔置前,黄陂写一紙条交王,王持去，車上气氛緩和下来。黎宅子女上車探問,带来点心,黄陂未尝。移时，車門口忽有人喊韓先生接电話,楊以德令軍队让路，随上引余車站外說:“你是国会議員,事情快了,請先回去。”余乃恍然，眞是优待議員嗎?为曹大帅选票预留地步吧!正急无法作新聞报道,遂直趋英界黎宅,要北京电話，与中华新报张季鸞扼要告以前門登車、北仓被劫、新站索印等等情况,并嘱轉告友报及沪报駐京記者陈匪石等。这样第二天，曹党劫車夺印的政治罪恶，在举国人民面前完全揭示了。陈宦来談:“鬍子为何不自杀(外传自杀被人阻止)，使曹家遭人命之祸,岂不更好。”我笑云:“你总是不打好主意的。”黄陂一直在車上呆到夜深。后王承斌上車,說印璽已交出,請总統回家休息，黎始获释。

曹党逼宫之后,继以劫車劫印,事虽如謀，而罪行滔天矣。后三日在黎宅商量,照申討令要继续討伐，南方唯上海可做根据地，章太炎連函余謂黄陂与其滞津,不如来沪,連結面广，可相机进止云。但此事必須得卢永祥同意乃能行动,推金永炎与余南下,先征卢督意见。适汪精卫来津,向余談要看看黄陂,約定翌日上午，届时汪未到。下午上船,遇汪,汪以爽約道歉，先后在甲板上漫南北形势。汪意不願上海出现反曹吳旗帜,此与广州地位不利，希望黄陂到广州协助中山云。抵沪，余謂金曰:“精卫今晚必到杭州，劝卢不要同意黄陂南下。”金不信,翌日我們赴杭晤卢,卢果然表示黄陂慎重为好,上海是非之区，保护不易云云。我們当写长信給天津饒汉祥、李根源轉陈黃陂,万不可来。我們遂漫游西湖，一洗尘劳。回沪得悉黄陂已动身,李、饒随行,事后乃知陈宦与郑万瞻电饒云:“布置已妥,擇吉开张,請主人速来。”这是安福系埋葬黄陂政治生命于黄浦江上的一个阴謀。翌日,黄陂抵沪,寓法租界。上海护軍使何丰林出告示,大意为如有人在上海作政治活动，破坏治安，本使决不宽纵云,其用意至为明显。黄陂除訪岑春煊、唐紹仪、章太炎、于右任外,未出寓宅一步,閑住月余,再到日本游历一个时期,然后回津,总算貫彻了申討令,也是黄陂政治生活中不畏强御的一頁。

余有詩:

其一赠李印泉

贿选先逼主，物情慨回测。

独留风骨在，心安理亦得。

其二甲子秋过北仓

畿輔岂临城，强暴胡为来。

黄屋作行牢，至算遭吏裁。

燕赵多奇士，而今安在哉。

可怜延庆客，午夜有余哀。

(曹当贿选总统滿一年,被国民軍囚之中南海延庆楼,不得自在。)慨乎言之，盖紀实也。

3.反对賄选:

保定光园祝寿以后，津保两系曾合組“政团联合会”，以謀統一,最后还有大小三十五个政团。为什么这样多呢?原因是:(1)吳景濂、张伯烈等示意多粗织一些小团体,以便操纵;(2)党員惧为党魁所卖,反对包办;(3)收买者之間互相竞爭，遂使出卖者心紅手热,临时凑合;(4)成立团体,可領开办交际等费，以利相引，招牌多，获利更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两院人数，众院占三分之二,計全員五百九十名，任期三年，已去十之八九，眼看秋深叶落任期就滿了，見官大一級的国会議員头衔,快要摘下来，下一届能否当选大成問題,参加竞选須花一笔費用,閑住也要維持生活，月薪四百一十六元的差事(議員岁费五千元)一般是不易到手的。以是大选剧場中,众院角色最为活跃,“不管怎样,先捞一把再說”,这是受賄議員的生意经。曹党并支持众議員的任期，可延长至下届众議院选举完成召集开会前一日为止。义利关头,既已把握不住，加之軍閥誘騙,朋輩呼应,平日讲究做人的同事犹不免倒下去，正气銷亡，国事如何得理。

政学系人絕大多数是坚决反对賄选的。由楊永泰、韓玉辰常川駐津联絡一切。益友社的褚輔成,中山派的王用宾、彭养光,与政学系人一致行动。张作霖先后拨出七十万小洋,由李思浩、姚震经手，作为支持拒賄議員之用。高仲和、范熙壬、王用宾驻六国飯店,专接洽不出席議員,助其离京去津或赴上海,其川資酌量供給。至南下議員食宿費用,由卢永祥担任。卢并通电欢迎国会議员南下制宪。在津議員公推章士釗、呂志伊、褚輔成、田桐先到沪筹备,賃上海县西門外湖北会館为两院議場，于7月14日行移沪集会式。两院出席者約二百人，于是国会内賄选派与正义派形成对立。全国舆論一致声拨正义派,大与曹党不利。吳景濂等乃开議員談話会,議定議员每次出席常会者得支取預备费一百元，又提議延长众議院議員任期案,以此餌取議員返京。之后,确有一部分南下議員发生动搖,陆续北上的。

这时有张伯烈等提議先行大选。吳于9月8日召开大总统选举预备会。9月12日試开一次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仅四百二十余人。依选举法規定須出席五百八十一人，尙差一百五十余人。吴乃以大总統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定10月5日举行选举。当时估計津沪两地正义派不滿二百人，很难爭取到全員三分之一以上的二百九十人左右。商之张作霖、卢永祥动员东三省与浙江四省議員完全不出席,才有把握。而张、卢并无此决心，以致大选能够足法定人数，开成选举会。曹錕得票多少,就不成問题了。

10月5日早晨，北京市民奉命悬旗庆祝,順治門一带軍警荷枪实弹，国会街尤为紧张。众院为大选場所,門外营帐林立,围墙内外布滿正式軍警和便衣偵探,王怀庆,聶宪藩、薛之珩、車庆云等年警头目亲自指揮。上午签到不多,吳景濂宣布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足法定人数为准。自上午10时至下午1时20分，吳乃宣布签的达五百九十三人，已足法定人数,散票五百九十张。

本来定上午9时开会，为何延至下午人数才到齐呢?传說因吳与曹党时价还价,直至5日天明才談妥，支票五十万元，分几家銀行几张支票凑成,吳不放心。同时张伯烈十五万支票是5日期，也不放心。吳、张各派亲信向各銀行取出現款,存放安贴，然后告吳,吳乃宣布进行选举。选举结果,除曹錕得票最多外,孙中山、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陈炯明、段祺瑞均得若干票(共約八十张)。这些票至少都是曹家給了五千元代价的。聞废票中有孙美瑤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均秘不发表。上海正义派百余人联名宣言，一致申討。卢永祥、张作霖、熊克武、唐继尧、楊希閔、廖仲愷通电反对。10月10日,上海举行討曹游行大会，复由工商学各界开省区公民大会,議决抄沒“猪仔議員”家产,削除籍貫。杭州开救国大会,以正賄选之罪。各省学生有捣毁議員住宅发起铸像除奸会者，国人对贿选痛恨入骨矣。

議員中确有参加投票而未受污染的人。籍忠寅登报不受酬。余知广东徐傅霖(政学会人)确未受賄而投了票。还有两面拿錢,往来津沪間,表明正派,而終向曹党卖身投靠的亦不少。滇籍某議員5日下午到六国飯店向高仲和說未會投票，索取了五百元。議員邵瑞彭以五千元支票向法院起訴,证实贿选,其支票并未作废，却向李思浩借支了五千元,可謂美中不足。政学系成員約有三十人受了賄，投了票,其十三干事中也有二、三人失足落水，这是政学系人历史上一大污点。臭景濂等想利用制成中华民国宪法，来掩盖共貪黷罪行,竟于数日之間草草通过三讀,与曹錕就总統职同日公布(1923年10月10日),国人呼之为賄选宪法。其实这一部根本大法，从民二天坛起草,民五、六年审議会,广州宪草会，及十一、二年审議会的更改增补,在条文上比較完备,也付出了多少人的心血。終曹錕当权一年中,一百四十一条宪法,一条也沒有实行。在吳佩孚輩軍閥头脑中,根本就不知道甚么宪法。吳景濂要求曹党践約,让他组织宪法上第一次内閣,被曹党打得头破血流,逃往天津。国会内正义派耻与吳等为伍。政学系人从此不預開国会事。也可以說反对贿选，是政学会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最后的一幕。

1924年秋,直系軍事惨敗,曹錕被囚,两院議員鳥兽散,再无人提及国会二字了。

夲文字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有韩玉辰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