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流俗却又精美绝伦的文物--汉黑石豆型器

汉黑石豆型器

1978年，冀州孙郑李汉墓出土了2件新奇的物件，当时人们无文物概念，没当回事儿。原来这个物件是个稀世珍品--汉代的黑石熨斗架和黑石豆型器，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按1：1仿制的2件文物现在冀州博物馆供展览。

不论是熨斗架还是豆型器制作的原料-黑石，在已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凤毛麟角，其精美程度、雕刻工艺、构图巧妙和原料运用都是匪夷所思，不同凡响。

说一下此豆型器

黑石豆形器，断代为汉。原料：黑石。与汉代盛用滑石格格不入。

关于黑石上篇咱也胡猜过，至于哪种黑石，是陨石还是黑曜石，专家没说，咱也是云雾缭绕不明就里。

此器物由豆盖、豆盘、豆柄及底座组成。豆盖上部由两只嘴部相连作亲吻状的鸟状盖钮，豆柄上浮雕三只俯卧昂首垂尾的螭虎，底座为正方形矩形足，座上浮雕一盘踞状虎形兽，形象逼真，神态生动。通高46.5厘米，底座边长14.5厘米。

豆身元素：螭虎、卧身回首虎、鸟。这个咱也不过多说了，吻托创意和从蜷虎殿柱状链接豆釜，这鞋创意与黑石熨斗架相同，由此看来，二器物出自同一个匠人之手。

其实它叫“豆”

虽然它叫豆，但是，此“豆”非彼豆，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豆，豆，是中国古代的礼器和食器，形似高足盘，或有盖，用于盛食物。

豆，产生于新石器早期，是从钵、盆、盘、碟、罐等无柄器物发展演变而来，早期的豆又称钵形豆、盆形豆、盘型豆、碟形豆或罐形豆，器物加装柄使其与地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又便于握持进行。

礼器和食器

《说文解字》豆部：“豆，食肉器也”。

新石器中晚期豆已经逐渐发展成外表饰有繁复的花纹，到周代，《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八种不同类型的豆及其功能。在大汶口遗址已有陶豆出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刚开始时用于盛放黍、稷等谷物，后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用“菽”来表示。

《诗·大雅·生民》：“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昂指祭品。描写了祭祀时的盛况“祭品装在碗盘中，木碗瓦盆派用场，香气升腾满厅堂。天神因此来受享，饭菜滋味实在香。后稷始创祭享礼，祈神佑护祸莫降，至今仍是这个样”。

《诗经》中描写贵族宴饮场面的，如《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小雅•楚茨》言“为豆孔庶”；《大雅•既醉》言“笾豆静嘉”；《韩奕》言“笾豆有且”。

《周礼天官醢人》：“醢人掌四豆之实”。“凡祭祀，共荐羞之豆实，宾客丧纪，亦如之”。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宗庙之祭，物之厚无上也，春上豆实……豆实，韭也”。

显而易见，“豆”是作为礼器和食器的。

《周礼》载：“凡诸侯之礼，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礼记.礼器》所言数量略少些：“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可见使用之频繁，场景之尊贵和等级之高。

豆，起于新时器时代，盛于春秋战国，至明清减少，至而淡出。

豆器的原料

在出土的文物中，豆器质地也是多种多样，有木豆、陶豆、青铜豆、玉豆、漆器豆、瓷豆等，可谓异彩纷呈，唯独少见石料

新石器时代陶豆即已存在，豆盘大都深腹，呈盆钵状。基本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常常与陶鼎、陶壶等配套使用，形成一套原始礼器的组合，成为随葬用的主要容器。

铜豆出现于商朝晚期，盛行于东周。但不论是陶豆还是铜豆，它们的形制都是由上面的圆盘，中间或长或短的握柄和下面的圈足构成，用来盛放食物。这一形制历经时间的磨砺，几乎没有形态上的变化，就像是经久不变的陶鬲一样。

东汉时期，豆出现了盖子，盖在腹上，以更好地保存豆中的食物，这样一来，与“豆”的字形与形状更加贴合，使人一目了然。明清之后，豆器逐渐减少。

这件黑石豆型器

基于以上这些搜集的资料，这件出土的黑石豆型器专家断代为汉，按东汉才有盖子的特征，应是东汉时期。

按出土的各种材质的豆型器，石料制作豆器除此无其它，再就是黑石为料，重量很大，使用很不方便，用作宴乐食器概率很小，结合同质同料的另一件黑石熨斗架，其单纯作为随葬品的用途概率极大，抑或是主人生前喜爱的摆件或宗庙祭祀用品。如果作为随葬品，豆型器会成双出现，应该还有没被发现。如果作为宗庙祭祀，不应与熨斗架在一起，因此只是随葬品无疑。

按照出土地址看来，孙郑李地处冀州志或其它史志所述的“高原”，也就是河流（古黄河、古漳河、古芦沟等）冲击流过未能冲开而遗留的高耸土丘，按汉代墓地选址正是这种位置，也是环冀州古城西北高丘部分墓葬众多的原因之一。从用料来看，墓主死时官职等级不高，否则应是青铜或品质高的陶质。从雕刻物的构图气势判断，应是没落的王公贵族。

几何纹豆

商代青铜兽面假腹豆

汉陶豆

大家可以搜搜，石豆真的未见。从精美程度，在我看来，其它的器物稍逊色于此器物。

所以，对于冀州西北环城高丘部分的考古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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