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榖与入元高丽人的交游，以及对佛教的认识

高丽自臣服于元朝始，由婚姻、入质、科举等原因入居元朝的高丽人有很多，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包括僧人、商旅、士子、官员等。他们与元朝人杂居在一起，对元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均起着重要影响。李榖入元期间自然要与大都地区的这些乡人互动往来，其中就有一些僧人和官员与李榖保持着密切联系。

李榖与入元高丽僧人

社会背景

元朝与高丽两国间异常密切的宗藩关系和蒙元统治者对高丽僧人所提供的宗教服务的特殊要求，是导致大量高丽僧人入华的原因所在。而元丽两国僧人能够频繁自由的往来，对元丽佛教文化交流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僧人在元丽佛教文化交流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元丽两国对佛教都很推崇，并且有相似的地方：其一，最高统治者或者皇家贵族往往会亲临寺庙，烧香礼佛，为皇室子孙祈福。赏赐寺院田产与财物，增加常住之资，以表虔诚。其二，对佛教僧人的待遇都很高。

李榖与义旋、中向

义旋，平壤祥原郡人，俗家姓赵，高丽权臣赵仁规第四子；其母赵氏，司宰卿赵温吕之女。赵义旋的长兄赵瑞，次兄赵琏，次兄赵延寿，弟赵玮。赵义旋的几位兄弟“皆克家功名，富贵冠于一时”。义旋自幼出家于高丽妙莲寺，为高丽佛教天台宗名僧圆惠的嫡传法嗣。他入元期间与元朝名儒相交，在儒释两界很有声望。并致力于光耀天台宗，在大都生活近十五余年。高丽忠肃王进义旋官阶一品。赵义旋受元顺帝的皇命，来元大都住持佛寺，尽管不具备高丽使臣的身份，但是赵义旋担负着两国佛教交流的重任，能够与元朝文人、僧侣交往，且能得到元人的认可与尊重。

中向，高丽全州人，普光寺华严宗僧人。曾两次入元，一次是在元统甲戌年，目的是想要让在大都做官的高丽人高龙凤，出资重修普光寺。另一次是在至正改元之年，元朝更张政化，高龙凤官复原职，“向又入都，公惩前之未卒志。加其费以督成之”，想让高龙凤继续出资重兴普光寺。普光寺的重修工程，于后至元丁丑春开始施工，于至正癸未冬完工，前后历时近七年。完工之时，中向以高龙凤之意，请李榖作记文，将普光寺重修之始末传之后世，于是李榖作《重兴大华严普光寺记》以答中向。中向在重兴普光寺后，又在寺东北角修建新楼，就此问名于李榖。李榖“取地僻心远之意以揭之”，命之曰“心远楼”。

李榖与入元高丽官员

李榖与元朝文人交游，提升了其文学素养和文学声望，这些高丽人慕名而来与李榖交游，大多数的目的是想请李榖写记文，提高佛寺的影响力。

李榖与高龙凤、伯颜察金

高龙凤，高丽金州人。元统二年春，僧人中向想要重修普光寺，听闻乡人高龙凤“知遇于上，性且乐善”，中向航海西游至元大都，寻求高龙凤资助。中向认为高龙凤能够“昵侍帷幄，夙夜左右，跬步不能离。其宠光之渥，舆服之美”，皆由因果所致。高龙凤为其言所动，由此出钱资助中向。不久后，高龙凤被元朝宰臣所陷害，将他排挤出了朝廷。到了后至元六年十一月，元朝黜斥权奸，清除了伯颜一派的专权势力，高龙凤得以官复原职，元顺帝对其更加宠幸，李榖与这些高丽官员交游，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伯颜察金，自大德初即入元做侍卫军。由侍卫入职，官至中奉大夫、中尚卿。其子囊八都官至奉议大夫，其子朵儿赤官至总管。伯颜察金认为因前世的因缘才导致今世的富贵，今世的修为又将影响到后世境遇。于是至顺二年正月，伯颜察金在大都宛平县池水村兴建了金孙弥陀寺。寺名取其与妻子姓氏，由此而得名。

李榖在文中讲道：“余不读佛氏之书，不知所谓因果罪福之说，然其无内外彼此之别者心也。公之幼能孝亲，壮能忠君，老乃事佛图，报君亲于无穷，其心可尚也已”。李榖称赞伯颜察金孝亲忠君之心意，在年老之时，仍想通过礼佛的方式，为君王和亲人祈福。当时的李榖还未深入接触佛教教义，不了解佛家所说的因果罪福。

李榖对佛教的认识

入元期间的交游对李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较为明显地变化，主要体现他的佛教认识和忠孝观两个方面。李榖入元之前并未有关于佛教认识的诗文，到了元大都生活后，经常受邀给大都多所寺院写记文、碑文，因此也得以接触到许多的佛寺、高僧，例如义旋、海圆等，并对这些寺院的兴衰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李榖曾对大都高丽佛寺林立作了生动描述。随着李榖与佛僧交往的深入，李榖对佛家学说的认识发生了由浅入深的变化。李榖对佛教的认识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一、后至元年间的初识阶段。二、至正年间的深入阶段。

至元年间的初识阶段

佛教的因果、罪福之说，最能打动人心，所以“自王公至于士庶，莫不奔走奉事焉”，这是李榖对佛教最初的认识。后至元二年十月，伯颜察金请李榖为金孙弥陀寺作记文时，李榖自言：“余不读佛氏之书，不知所谓因果罪福之说，然其无内外彼此之别者，心也。”可见李榖直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认识不深，甚至从未接触过佛经。

元朝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各种宗教多元并存发展，元大都建有各种宗教寺院，其中尤以佛教寺院数量居多。后至元三年四月初一，申当住请李榖为大都龙泉寺重兴作碑文。李榖记文写到，“予闻佛者以虚无为宗，慈悲不杀为教，其言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盖其为教虽不切于世治，苟能推广是心，使一世之人，皆知好善恶恶，跻于仁寿之域，则岂曰小补之哉？此佛道之所以久行于天下欤。”这是李榖在元大都生活一段时间后，得出的认识。李榖认为戒明禅师新修龙泉寺，尽管是在推崇佛寺，但佛教对于社会的治理，促使人们向善，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至正年间的深入阶段

至正癸未年，李榖在《重兴大华严普光寺记》中发出“夫春之耕者，秋必有获。人以所见而不疑，至于佛氏因果之说，可独不信乎？遂用其言而为之记”的感言。

李榖以春耕秋获为例，直言相信佛家所讲的因果报应之说，李榖对佛教的认识已经慢慢发生变化，对佛家学说的了解也逐步深入起来。李榖为朴锁鲁兀大作文记事时，就曾有“予闻佛者言舍利，梵语译之为坚固，或有不信，以金石击碎之，炭火焚销之，金石炭火，可破可灭，而粟粒自若也。盖表其佛性也”的观点，说明李榖对佛教舍利也有了认识与了解。

李榖对佛教认识变化的原因

李榖对佛教认识由浅入深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元大都是佛寺最为聚集的城市，元朝对宗教始终以包容的态度，促使汉、藏佛寺、高丽佛寺、道观等建筑密集于元大都，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李榖接触佛寺的可能。

其二，李榖的社会交际圈中有大量的佛教信徒。例如入元宿卫的高丽人秃满达、赵芬等人对佛教十分尊崇，甚至出资修建寺院以期增加父母冥福。这些高丽人具有一定的佛教修养，尤其在宿因说方面，有很深的见解。

海圆、义旋等人均是得道高僧，具备较高的佛教修为。当然，正是他们高深的佛教造诣，才使得他们与元丽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亲近。李榖与这些高僧交游，多少会有一些政治性目的。这些僧人对李榖的佛教思想，起到关键性的启发作用。李榖在入元期间，最先接触到的高丽人，即是这些僧人。李榖入元参加科考的时候，就留宿在海圆法师掌管的大崇恩福元寺。

总之，李榖是高丽后期的文学家、史学家。历仕高丽忠肃、忠惠、忠穆、忠定四朝，官至春秋馆事、重大匡。在元朝为官期间，曾多次来往于元丽之间，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与元朝文人以及入元高丽僧人等有着广泛的交流，使得李榖对佛教的认识变得深入。